1976年11月22日，2營10連灶房失火，有三名戰士被燒死。剛到高原沒有多長時間的國波團長聞訊後立即趕到事故地點，到現場後他聲淚俱下：這些戰士的家長把孩子交給我們是為了學習，為了進步，為了給國防事業做貢獻，現在竟被燒死了，我們怎麼向他們的家長交代，怎麼向我們的良心交代……說得在場的不少人都掉了淚。在事故處理時，他要求必須給自己處分。
國波團長的水平高、人品好是出了名的，可他正團級幹了五六年才勉強被提拔，而且是提拔到長沙鐵道兵學院當一位有職無權的教官。離開團機關去長沙報到時，機關的幹部戰士都早早地在寒風中等著為他送行，不少人都流下了敬慕和留戀的熱淚。他備受指戰員的尊敬是由於他的認真無私，而讓他受到排擠冷落的又是他的無私和認真。
溝通我國西南和中南地區的主要交通幹線——襄渝鐵路，1973年10月經過鐵道兵和地方民工三年多的頑強奮戰正式通車。這條全長八百多公裏的“三線”鐵路工程沿線山高峰險、川大河密，穿過武當山、大巴山、華鎣山，三跨漢江，七過將軍河，三十三次跨越後河，橫跨嘉陵江，橋梁隧道長度占線路總長度的百分之四十五，相當於從北京到石家莊修一條地下隧道，架一座從遼東半島到膠東半島的跨海大橋。這條鐵路在當時與成昆鐵路一樣，是我國鐵路建設史上的壯舉。
襄渝鐵路所修長度為八百多公裏，總投資三十六億元。這個投資正好是青藏線西格段的三倍（西格段長度近七百公裏，投資總額為十二億元），工程艱巨程度讓人驚歎，工程的造價也讓不少人驚訝！
襄渝鐵路立項於20世紀60年代末，建設於70年代初，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倉促上馬，盲目開工，人員多、浪費大，死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錢，工程質量令人擔憂。當時團裏負責施工技術的是餘總，湖南人，抗美援朝戰場上的團級幹部。由於他是資本家出身，老婆是長沙醫學院副院長，有出國留學背景，“文革”中他被幾次審查，最後安排在47團當總工程師。他與國波團長一樣，經曆了襄渝鐵路開工、竣工的全過程。餘工對鐵路的施工組織、質量管理十分認真，極其負責，但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和部隊的命令式管理，他對很多違反科學的決策、盲目混亂的指揮、家大業大的浪費現象和不少毫無意義的形式主義等非常不滿，但苦於自己的政治地位、家庭背景，又不敢直接向上級領導說明、表白。到47團任職以後，餘總很快認同了國波團長的為人和作風，曾幾次向國團長陳言，表示極大的擔心和憂慮。國波團長大義凜然，秉筆直書，親自動手寫下了洋洋數萬字的情況反映：《襄渝鐵路造價為什麼這麼高？》。知情人和他的幾位好友都為他擔心，苦苦勸他好自為之。而他決心已定，鐵石一般，把材料打印後，又親自用毛筆寫好通信地址、收信人姓名，分別寄給鐵道兵兵部首長、國家計委領導，其中一封直接寄給了時任國務院主管計劃、建設的副總理李先念同誌。
1976年6月1日，襄渝鐵路經過近三年的試行運輸和整修，正式交付鐵道部門運營，國內一片歡呼之聲：“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
不合時宜的作為如果不為之付出傷痛性的代價，那就不可能是現代社會，也就無所謂講政治了。至少在那個年代是如此。
國波團長為“不合時宜”所付出的代價讓不少指戰員很久很久仍義憤難平！但國波團長的人格魅力也讓廣大指戰員們敬仰、愛戴，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