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夫應該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讓他做外交官，我覺得很適當。但他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他的缺點是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這使他不能勝任艱劇。還有一個或許也是缺點，是他自謙的心理發展到自我作賤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誌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誌氣也就日見消磨，遇著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誌。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終未能表現其活動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廣州之後隻有三個月工夫，我便參加了北伐。那時達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長職務便隻好交給王獨清代理。假使達夫是在廣州的話，我毫無疑問是要交給他的。這以後我一直在前方，廣州的情形我不知道。達夫是怎樣早離開了廣州回到上海主持創造社，又怎樣和朋友們生出意見鬧到脫離創造社，詳細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脫離創造社以後，我們事實上是斷絕了交往，他有時甚至罵過我是“官僚”。但我這個“官僚”沒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後來達夫對於我是恢複了他的諒解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到日本去亡命，這之後一年光景，創造社被封鎖。亡命足足十年，達夫和我沒有通過消息。在這期間的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隻知道他和王映霞王映霞，一九0八年生，浙江杭州人。鬱達夫妻，一九四0年五月在新加坡與鬱達夫離異。女士結了婚，創作似乎並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記得有一次在日本報上看見過一段消息，說暨南大學打算聘達夫任教授，而為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原注：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頭子，利用過達夫和創造社的招牌來辦《現代評論》的。所批駁，認為達夫的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我感受著異常的驚訝。
就在蘆溝橋事變前一年（一九三六年）的歲暮，達夫忽然到了日本東京，而且到我的寓所來訪問。我們又把當年的友情完全恢複了。他那時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負了什麼使命到東京的，我已經不記憶了。他那時也還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國去遊曆。就因為他來，我還叨陪著和東京的文人學士們周旋了幾天。
次年的五月，達夫有電報給我，說當局有意召我回國，但以後也沒有下文。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了，我得到大使館方麵的諒解和暗助，冒險回國。行前曾有電通知達夫，在七月十七日到上海的一天，達夫還從福建趕來，在碼頭上迎接著我。他那時對於當局的意態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沒有恢複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個人留在上海，達夫又回福建去了。
一九三八年，政治部在武漢成立，我又參加了工作。我推薦了達夫為設計委員，達夫挈眷來武漢。他這時是很積極的，曾經到過台兒莊和其它前線勞軍。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發生了家庭糾葛，我們也居中調解過。達夫始終是摯愛著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後，弄得王映霞十分難堪。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後來他們到過常德，又回到福州，再遠赴南洋，何以終至於乖離，詳細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隻是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誌上。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醜不可外揚”，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要暴露自己的愛人？這愛人假使是舊式的無知的女性，或許可無問題，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問題弄得來不可收拾了。
達夫到了南洋以後，他在星島編報，許多青年在文學上受著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星加坡淪陷，達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說他已經犧牲，有的人說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確實可靠的消息，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達夫的一位公子鬱飛來訪問我，他把沈茲九沈茲九，一八九八年生，浙江德清人。胡愈之夫人。曾任《婦女生活》雜誌主筆、上海《申報》副刊《婦女園地》編輯。寫給他的回信給我看，並抄了一份給我，他允許我把它公布出來。凡是達夫的朋友，都是關心著達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藝戰士假使隻落得一個慘淡的結局，誰也會感覺著悲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