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編纂“語錄”的資格之老，恐怕是世界第一。
從比較廣泛的意義上說，儒家古老的經典《論語》，可以被視為我國最早的“語錄”。《漢書·藝文誌》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問答之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顯然，《論語》不過是孔丘及其門徒等的“語錄”。在漢代，《詩》、《書》、《禮》、《易》、《春秋》，被稱為五經，《論語》和《孝經》一樣，隻被看成是解說經書的“傳”；到宋代，朱熹將《論語》與《孟子》以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編在一起，才成為在中國封建專製主義文化史上影響極大的“四書”。
但是，唐以前，畢竟沒有用“語錄”二字直呼《論語》之類的典籍的。“語錄”的正式問世，是宗教運動的產物。清代考據學者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說：“佛書初入中國，……初無所謂語錄也。……數傳以後，其徒日眾，而語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為鴻寶，並佛所說之經典，亦束之高閣矣。……釋子（即佛教徒）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這就是說，孕育“語錄”這個怪胎的，是和尚。唐時的僧徒，多半不通文墨，為了學佛，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把其師說的東一句、西一句的話，記錄下來，奉為經典，經常朗讀，死記硬背，這就叫做“語錄”。有些“語錄”至今尚存，如《神會和尚語錄》，新中國成立前還翻印過。盡人皆知，宋代理學的淵源之一，正是佛教。清朝漢學家江藩，曾將宋代的理學和禪門（即佛教）作過一番比較，指出：“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巷語，宋儒語錄亦用委巷語。”宋代道學家的“語錄”，是向和尚“語錄”學來的。但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宋代道學家的“語錄”，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影響上，都是佛教徒的“語錄”所望塵莫及的。據《宋史·藝文誌》記載，宋儒的“語錄”有《程頤語錄》二卷（這是宋儒最早的一部語錄）、《劉安世語錄》二卷、《謝良佐語錄》一卷、《張九成語錄》十四卷、《尹惇語錄》四卷、《朱熹語錄》四十三卷。但實際上，並不止這幾種，周敦頤的《通書》、張載的《經學理窟》等，大體上也屬於“語錄”一類。宋以後，特別是在明代，各種“語錄”，更多如牛毛。清初的黃宗羲就曾感慨地說：“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從事於遊談！”“語錄”幾乎滲透到封建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據馬永卿《嫩貞子》記載，宋代的大文學家蘇洵與其子蘇軾、蘇轍，曾一起攻讀《使北語錄》一書，並將陪同使節出使時之語，抄錄下來，供皇帝參考。可見“語錄”的觸角，已伸到外交方麵。在“語錄”的熏陶下，小人滿街走，騙子不如狗。在宋代道學家的心目中，隻要讀讀“語錄”，記住一些片言隻語，就是有高尚道德的人。而實際上，不過是一幫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小人。清代初年的思想家顏元說得好：“宋儒之學，如吹膀胱，以渺小為虛大。”（《顏習齋年譜》）更值得注意的是，“語錄”成了政治騙子、野心家的敲門磚。南宋人周密在《癸辛雜識》中曾尖銳地揭露：道學家們對搞經濟的，看作是搜刮錢財，對帶兵保衛邊疆的，看作是蠢才……所讀的書不過是“四書”及語錄，還標榜自己是“為前聖繼絕學”：刊注“四書”，編編“語錄”，就可以名利雙收，取得高官厚祿。別人“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異時必將為國家莫大之禍”。看來，周密的眼光是十分敏銳的。這夥手捧四書、口念“語錄”的野心家、政治騙子，終於成了“國家莫大之禍”。他們的橫行無忌，顯然是南宋王朝覆滅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