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從宋代直至清代，個別“語錄”中，間或也有真知灼見。但是，“語錄”的絕大多數，都是宣揚主觀唯心主義的欺人之談。“語錄”風行的結果，使人們隻記得“聖人”、名人支離破碎的牙慧，而忘記或忽略了思想的完整性，更不用說作為一種體係來看了。這是對人類思維的踐踏，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浩劫。宋、明道學家“語錄”對人民群眾思想的麻醉、毒害，更是不可低估的。特別是朱熹之流，把“語錄”宗教化，要老百姓像和尚念經一樣苦讀，影響尤為惡劣。朱熹在江西南康當知縣時，曾特地寫了《示俗》一文，說《孝經》的《庶人》章中“用天之道，用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這五句話，是孔夫子所說；他“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維，常切遵守。”無獨有偶，清代湖南的儒家之徒，甚至效法佛教、道教打醮、做道場那樣，搞“儒醮”的把戲。《清稗類鈔》載：“湘中儒生，效釋道之誦經，以孔孟之書朗頌，謂之儒醮。”我們知道，孔丘、孟軻的書，真正靠得住的，是《論語》、《孟子》，但二者主要是孔、孟的“語錄”。這裏的“以孔孟之書朗頌”，無非也就是將孔丘、孟軻的“語錄”在口中念念有詞而已。儒家的“語錄”竟與和尚、道士的打醮、做道場爭強鬥勝，這不僅是莫大的曆史諷刺；在一片噪聲中，也在事實上宣告了儒家之流“語錄”的徹底破產！
1979年冬，北京“土地廟”
（《新時期》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