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突出地描寫了謀臣策士們的謀略和雄辯以及狡猾和奸詐。這些謀臣策士，有的憂國憂民、直言上諫，有的為人排憂解難、消除戰禍，更有不畏強暴奮力反抗之人，如“鄒忌諫齊威王”“觸讋說趙太後”等早已深入人心。當然也有很多追求名利、富貴的利己之人。他們奸險狡詐，朝秦暮楚，賣國求榮，獵取高官厚祿。如蘇秦、張儀之流，為了達到個人目的縱橫捭闔，挑撥離間，挑動戰爭使人民受難。《戰國策》對這些人物的描寫，雖然帶有較強的讚賞色彩，但客觀上還是給讀者留下了卑劣的一麵。
《戰國策》的論辯文是適應“百家爭鳴”的時代需要而產生的。作家把人們在長期鬥爭中創造的推理、證明、反駁等邏輯科學成果成功運用到自己的論辯中來，從而使自己的論辯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具有高度的形象性，從而使它在文學、邏輯學等方麵較之《尚書》、《論語》、《左傳》、《國語》都跨越了一大步。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們認為《戰國策》在古代論辯文方麵有劃時代的意義，是有一定道理的。
《戰國策》在論事方麵寫得非常精彩，無論個人的陳述還是雙方的辯論，都作了充分的誇張和渲染，對於人物的刻畫也精妙入微，寫得有聲有色，栩栩如生，語言尖刻而幽默，極具諷刺力，是一部文學價值很高的史書。
《戰國策》對後代文學有著深遠而又巨大的影響，司馬遷先生的《史記》中某些史料就直接取於《戰國策》。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漢賦作品“敷張揚厲”的風格也直接傳承於《戰國策》。
宋代鮑彪曾對《戰國策》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並作了序，元代的吳師道在鮑彪的基礎上對該書作了進一步的校注。
淮南子
《淮南子》，西漢論說集，淮南王劉安與門客集體編著。
《漢書·劉安傳》稱劉安“招致賓客數千人，作為《內書》21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8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外書》、《中篇》久佚，《內書》初號為《鴻烈》，又稱《淮南》、《淮南鴻烈》，《隋書·經籍誌》始稱《淮南子》。“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高誘《淮南子之敘》）。
書中內容極為廣泛，諸如世界本原、天文地理、月令四時、治亂風俗、異聞奇說、法製兵略等幾乎無所不包。其觀點也頗駁雜，故《漢書·藝文誌》將其列入雜家。但思想傾向仍以道家為主，“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同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漢初推重黃老、融彙百家的學術特點。
書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話傳說和史料，如“後羿射日”、“女媧補天”、“夏禹治水”等故事，常為研究者引用。風格奇偉宏富，恣肆辯麗，有些文章如《原道訓》、《覽冥訓》等，想象奇特，描寫生動，氣勢不凡，帶有浪漫氣息。其文辭汪洋博洽，絢麗多采，文中大量運用排比對偶句式，具有辭賦化特點。作者善於“連類喻義”，並有意“多為之辭，博為之說”，精妙傳神的比喻和凝練雋永的格言在文中層見疊出。書中還有不少富含哲理的寓言，如“塞翁失馬”、“郢人鬻母”等，深受讀者喜愛。
東漢許慎、高誘曾分別為此書作注，許注散失嚴重，高注通行至今，近人劉文典有《淮南鴻烈集解》，可資參考。
鹽鐵論
《鹽鐵論》，政論文集，西漢桓寬編著。桓寬，生卒年不詳，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皇帝時舉為郎，後任廬江太守。
漢武帝時實行了鹽鐵官營、酒業專賣。漢昭帝時，朝廷召集賢良文學60餘人赴長安，“問以民所疾苦”，並令其與禦史大夫桑弘羊等人討論鹽鐵官營等重要經濟問題，雙方展開了激烈辯論。漢宣帝時，桓寬對會議文獻進行加工整理，著成此書。
書中記載了當時的論辯情況。作者傾向於賢良文學一方，反對鹽鐵官營，但也客觀地記錄了雙方觀點。其內容涉及到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法製、軍事等諸多方麵，暴露了統治者窮奢極侈、好大喜功造成的嚴重經濟問題，以及與之相聯係的嚴刑峻法和酷吏政治。此書對研究西漢中期的社會情況有很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