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別
《三別》，唐代組詩《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的總稱，杜甫所著。
唐肅宗乾元2年（759年），杜甫自東都洛陽返回華州途中作。時郭子儀、李光粥等九節度與史思明戰於相州（治所鄴城，今河南安陽），敗潰，官府因強行征兵。《新婚別》以洞房花燭夜新娘子聲口寫新郎被迫從軍造成的離別。《垂老別》寫一子孫陣亡的老人毅然從軍時與病弱老妻的離別。《無家別》寫一從前線逃回的老兵滿目瘡痍、歸而無家。
“三別”從安史之亂中取材，如實反映了安史之亂給農村帶來的凋敝和給百姓造成的痛苦。以獨白體摹狀普通百姓麵對亂世離別的心理，使“三別”在藝術上有極高成就，頗能代表杜甫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而對百姓苦難的深深同情和對怨悵無奈中巨大報國熱情的歌頌，又顯示了詩人因意命題的記事名篇的人民性和危難中的憂患意識。
“三別”被後人視為“詩史”，對新樂府詩有深遠影響。
秦中吟
《秦中吟》，政治諷喻組詩，唐代白居易所著。作於憲宗元和初年為諫官期間。其時白居易屢上奏章請革弊政，為宦官及舊官僚集團所切齒痛恨而遭排擠，得以深入生活底層。這組詩共10首，分別名為：議婚、重賦、傷宅、傷友、不致仕、立碑、輕肥、五弦、歌舞、買花。
內容寫豪門貴族的荒淫無恥、橫征急斂及百姓生活的疾苦，譴責黑暗政治及宦官藩鎮互相勾結、危害人民和國家的罪行。思想傾向鮮明，對當時的社會問題作了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屬五言新樂府詩，風格深入淺出、平易通俗，詞句簡單流暢，自然樸素。當時傳誦甚廣，影響很大。
長恨歌
《長恨歌》，詩歌篇名，唐白居易所著。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任盩厔（今陝西周至）縣尉，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馬嵬坡仙遊寺，有感於唐明皇、楊貴妃的史跡，應王氏之請，寫下這首七言古詩。陳氏為之作《長恨歌傳》，於是詩傳一體，相得益彰。
詩前半譏刺唐明皇荒淫好色、任用非人，具體描寫由此而招致的安史兵叛、娥眉慘死的悲劇，重在批判，辛辣沉痛。詩後半極力抒寫唐明皇對楊貴妃的刻骨相思，重在歌頌，委婉神情。關於此詩主題，向有爭議，或持諷喻說，或持愛情說，或持二者兼具的雙重主題說，迄無定論。
詩中主人公均為曆史人物，但詩人沒有拘泥於史，而是兼采傳說逸聞；沒有沿襲陳腐的傳統觀念，將楊貴妃視作“禍水”，而把變亂的禍根歸咎於唐明皇的“重色”，表明李既是愛情的追求者，又是愛情的破壞者。愛情的追求與破壞的衝突，天人之隔和生死之別的矛盾，就構成了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長恨”。
在藝術表現上，詩中既有現實的描繪，也有浪漫的想象，故事情節曲折多變，人物形象豐滿生動，敘事、寫景和抒情融為一體，語言優美，音律和諧，是中國古代久負盛名的長篇敘事詩之一。
秦婦吟
《秦婦吟》，敘事長詩，唐代詩人韋莊所著，中和3年（883年）作於洛陽。曾流傳一時，詩人因此獲“秦婦吟秀才”之稱。晚年出於某種忌諱不願後人提及，《浣花集》、《全唐詩》均不錄，以致長期失傳。
詩作是1899年後始從敦煌石窟寫本中發現的，現收入《全唐詩外編》。長達1666字，為現存最長的唐詩。
詩中寫詩人中和3年3月在洛陽城外遇見一位逃難的長安婦人，通過婦人之口，敘述她在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後的親身遭遇和所見所聞。思想內容複雜，雖然客觀上反映了官軍腐敗殘幕的情況，但絕大部分篇幅是輔敘黃巢起義軍攻進長安後燒殺淫擄的“暴行”。帶有某種片麵性。
詩作結構宏偉，布局謹嚴，全為倒敘，倒敘中又有若幹插敘和倒敘，脈絡分明，選擇典型的場麵和情節，波瀾壯闊，大筆點染全景，工筆描繪局部，鋪敘跌宕，層次感強。時間跨度大，所敘時間自880~883年，有4年之久。洋洋灑灑，細膩而不繁瑣，流暢舒展。標誌著中國詩歌敘事藝術的發展。
封建論
《封建論》，散文篇名，唐代文學家柳宗元作，見於《河東先生集》。
唐代中期，有人迎合藩鎮割據的政治需要，逆時代而鼓吹恢複分封製。作者針對現實，從史論角度作此文。強調指出封建製的形成非“聖人之意”，是秦以前的曆史條件決定的。文章排舉周、秦、漢、唐四代史實，論證社會政治製度的變化，闡明秦以後中央集權的郡縣製代替世襲領主的封建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針砭封建製危害統一、堵塞賢路的種種弊病，突出郡縣製的巨大優越性，表達作者維護統一、任用才俊、善製兵守的進步政治主張。
論點集中，有破有立，反複辯證，邏輯嚴密，分析透徹精辟，說服力強。語言精簡犀利，氣勢淩厲。後人譽為“千古絕作”，是作者政論散文中的典範作品。
師說
《師說》，散文篇名，唐代文學家韓愈作，見於《昌黎文集》。作者在文章結尾說明了寫作此文的起因：“李氏子蟠年17，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餘。餘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文章也為他所推行的古文運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