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唐、宋、元時期(1)(2 / 3)

鶯鶯傳

《鶯鶯傳》,又名《會真記》,唐代傳奇,元稹撰。原題《傳奇》,《太平廣記》收錄時改作《鶯鶯傳》,沿用至今。寫張生與崔鶯鶯戀愛,後來又將她遺棄的故事。關於張生的原型,宋代王銍《傳奇辨證》考證為元稹本人,今無異說。關於崔鶯鶯的原型,王或認為是唐永年縣尉崔鵬之女,今無定論。

文中的鶯鶯是一個寫得很成功的藝術形象。她出身名門,深受封建意識的熏陶,舉止端莊文靜,有強烈的愛情要求,但又在內心隱藏得很深。甚至在外表上有時會做出完全相反的姿態。本來她通過侍女紅娘已用詩同張生互通心曲,但當張生按約赴會時,她卻又“端服嚴容”正言厲色地數落張生的“非禮之動”。但幾天之後,她忽然又采取大膽的叛逆行動,主動夜奔張生住所幽會。“曩時端莊,不複同矣”。崔鶯鶯的這種矛盾和反複,真實地反映了她克服猶豫、動搖而終於背叛封建禮教的曲折過程。但在她的思想深處,並沒有徹底擺脫社會、出身、教養所加給她的精神桎梏。當她遭到遺棄後,竟認為“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隻能自怨自艾,聽從命運的擺布,表現出思想性格中軟弱的一麵。

作品對她的性格和心理刻畫得比較細致,使得這一形象有血有肉,異常鮮明。相比之下,張生的形象則寫得較為遜色。他對鶯鶯始亂終棄,是封建製度下醉心功名的士子的真實寫照。作者為了替他辯解開脫,篇末不僅使人物形象前後不統一,也造成了主題思想的矛盾。作者讚許他為“善補過者”,反映了世界觀中的封建道德倫理觀念。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評論說:“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

《鶯鶯傳》的故事流傳極廣,後世許多作品都是據它演變而來。如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官調》,元代王實甫的雜劇《西廂記》等等。《西廂記》已成為中國許多戲曲劇種的傳統劇目,家喻戶曉。

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唐代筆記小說集,段成式撰。段成式,唐代小說家、駢文家,字柯古,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父文昌,官至宰相。段成式以蔭入官,為秘書省校書郎,終太常少卿。與李商隱、溫庭筠長於以四六體寫章奏等公文,因三人排行均為第十六,時號“三十六體”。段成式,能詩,但無特色。所著以《酉陽雜俎》最著名。酉陽,即小酉山,在今湖南沅陵,相傳山下有石穴,中藏書千卷。梁元帝為湘東王時,鎮荊州,好聚書,賦有“訪酉陽之逸典”語。《新唐書·段成式傳》稱他“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因此以家藏秘籍與酉陽逸典相比,所撰書內容又廣泛駁雜,故命為《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前集20卷共30篇,續集10卷共6篇。分類編錄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動物、植物、酒食、寺廟等等。一部分內容屬誌怪傳奇類,另一部分記各地及異域奇物,略似西晉張華《博物誌》。書中所記,或采緝舊聞,或屬自撰,“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征引”。

其中有些篇目相當隱僻怪異,如記道術的叫《壺史》,抄佛書的叫《貝編》,述喪葬的叫《屍穸》,誌怪異的叫《諾皋記》等等。續集中有《寺塔記》2卷,詳述長安諸佛寺的建築、壁畫等情況,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

有《津逮秘書》、《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等,均為30卷。

蜀道難

《蜀道難》,詩歌篇名,原為樂府《瑟調曲》名,唐李白所著。據孟棨《本事詩·高逸》載:李白初至長安,賀知章訪之,見《蜀道難》詩,極力誇讚,呼李白為“謫仙”。

詩歌以“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一誇張的詩句作為主旋律,一唱三歎。先將神話傳說引入詩中,想象太陽禦者羲和飛禽走獸的畏難卻步及行人的撫膺長歎,突出了蜀道的險峻。繼而設想行人在蜀道上所感受到的恐怖的環境氣氛,突出了蜀道的險畏。最後從自然形勢的描寫轉到曆史教訓的提示,暗示對蜀中政治形勢的隱憂。

詩中運用了誇張、比喻、渲染、暗示等表現手法。時間上從古到今,景物上由遠及近,感情上由淺入深,充分表現了蜀道之難。但由於詩人的豪放氣魄貫注全篇,使讀者不因蜀道難險而生畏,相反卻領略了山川的壯麗,詩中的暗示也豐富了該詩的內涵。所以殷瑤稱讚此詩“奇之又奇,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河嶽英靈集》)。

三吏

《三吏》,唐代組詩《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的總稱,杜甫所著。

唐肅宗乾元2年(759年),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與史思明戰於相州(治所鄴城,今河南安陽),敗潰。時杜甫自東都洛陽歸華州,途中聞見有感,因作“三吏”、“三別”,反映官府強行征兵的現實。

《新安吏》總言點兵事,通過與縣吏的對話,寫不滿18歲的“中男”被迫從。《潼關吏》借關吏之口寫潼關要塞的修築和防守。《石壕吏》寫一“三男鄴城戍”“二男新戰死”的老嫗在官吏的怒呼催逼下“急應河陽役”的不幸遭遇。

“三吏”從安史之亂中取材,同情離亂之世百姓的不幸,揭露人民群眾同封建官府的矛盾,謳歌人民群眾為反抗安史叛軍而忍受巨大犧牲的正義感,顯示了詩人濃重的憂患意識。

“三吏”采用對話體敘事,用口語如實反映當時現實,成為繼承漢樂府“緣事而發”傳統、因事立題的記事名篇,也體現了杜甫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三吏”被後人視為“詩史”,對新樂府詩有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