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徭役。範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並為一院；職官廳差人幹的雜役，可派低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條陳十事》寫成後，立即呈送給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讚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於是，北宋曆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範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範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慶曆三年（1043年）底，範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他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樞密副使富弼平時對範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了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但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範仲淹聽了，用筆點著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範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屍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幹才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沉沉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員紛紛賦詩，讚揚新政，人們圍觀著改革詔令交口稱讚。
這場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製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著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他們誣蔑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他們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麵前散布範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曾作過西北統帥的夏竦是個詭計多端的家夥，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心以為憑自己的資曆可以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在石介、歐陽修的抨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丟了。他惱羞成怒，蓄意報複。於是他讓家裏的一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跡，等到寫得與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偽造出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裏說要廢掉仁宗。夏竦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於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麼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範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的慶曆新政終於失敗。
王安石變法
宋朝自從趙匡胤開國做了太祖，經過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到神宗這裏，已是第6代皇帝了。這時宋朝的政治已經很腐朽了。因為和西夏、遼國連年打仗，向他們交納歲幣物品，加上多得不得了的大官小官所用的工資、公費，朝廷每年的收入都抵不上支出，國家的財政力量已經很微弱了。大官僚和大地主殘酷地剝削老百姓，奪走人民的土地。農民沒有田地種莊稼，活不下去，就紛紛起義反抗，於是宋朝的階級矛盾就越來越嚴重了。另外，官吏們不為民做主，辦事很不認真而且貪汙成性，生活奢侈。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改革，宋朝的統治就要走向滅亡了。
在仁宗的時候，範仲淹曾經推行過“慶曆新政”，可惜隻搞了不到一年，就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攻擊而失敗了，所以“慶曆新政”對宋朝政治的改變並沒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神宗時候，王安石出來變法維新，他的改革比範仲淹的新政內容要多得多，對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權打擊也就更沉重，而且這次改革推行了近20年，是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政治改革。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臨川人。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員家庭裏。他的父親做過類似縣長的官，為人正直，處理案件公正，所以經常被人排擠，從一個地方調到另一個地方。王安石從小就跟著他父親走過許多地方，增長了許多見識。他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而且善於教育孩子，王安石從小就認真讀書，他的興趣很廣泛，不管是經書、史書，還是詩歌、傳奇，甚至醫書，他都拿來看，經常是吃飯睡覺的時候書也不肯放下。
有了這樣的父母和家庭，加上王安石自己的努力，他22歲的時候考上了進士。他不願意在京城裏無所事事地做官，卻喜歡到地方上真正做一點事情，於是在他27歲那一年，他到鄞縣當了縣令。
王安石上任的時候，那裏正在鬧旱災。原來以前的官吏隻知道搜刮百姓的錢財，對農業生產和水利建設卻一點也不關心。
麵對著這樣的嚴重情況，王安石皺起了眉頭。當年冬天，他就組織農民疏通河渠，並且親自跑了十幾個鄉，調查水利情況。在王安石的領導下，農民不論男女老少都積極參加修渠築壩的勞動，對東錢湖“重修湖界”，終於把鄞縣重新變成了一個山清水秀、魚米豐收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