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11月9日，也就是時隔五年之後，崔永元通過微博向朱軍正式道歉，全文如下：“看了某周刊對朱軍的采訪，很受感動和啟發。對我當年過於含混地描述使朱軍飽受誤解、受到無端傷害深感歉疚！現鄭重向朱軍及其家人鞠躬致歉！學習朱軍的抗壓能力和寬廣胸懷。”
很多人認為，承認自己的錯誤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因此，為了維護自己的麵子，他們總是找各種理由竭力為自己辯解。結果，不隻沒有贏得他人的好感，還加深了自己在人們心中 “狂妄自大”“自以為是”的印象。
當然了，說實話，還要注意給自己留有回旋的餘地。有些事情在當下看來還不明朗，需進一步了解事實真相，看看事態的發展及周圍形勢的變化，方可拿主張。在這種情況下，模糊的回答就能給自己留下一個仔細考慮、慎重決策的餘地。當涉及一些敏感問題，或者是對別人負麵的評判時，采用模糊的回答方式也是一種智慧。
俗話說：“逢人隻說三分話。”雖然我們提倡在工作生活中以誠相見，然而“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不該多說的時候少說，該說的時候要慎說。人與人之間要達到以誠相見的境界勢必要有一個過程，在沒有達到這個境界之前，我們就需要運用各種恰如其分的交際方法，才能保證這個過程的順利完成。
有時候，我們的真話即使裹上甜蜜的糖衣，也仍然會像錐子一樣尖銳地刺痛對方，然而這真話是你出自善意、為了對方的切身利益而說的，更是刺激對方變化、成長的良藥。這樣的真話，即使會讓對方一時感到難堪，我們也仍然要積極地主動地去說。
我們喜歡說實話的人，但是有些實話會讓我們覺得很難堪。因此，我們在說實話的時候要分清楚場合和對象，要注意說實話的分寸。比如，有朋友問你對某一個孩子容貌的看法，人家孩子的父母也在場，這時你來了一句：“這孩子長得也太對不起人了吧。”這是沒情商，而不是說真話。
在生活中，我們不僅要懂得實話實說，還要懂得“實話巧說”。有些話別人不愛聽，但出於責任或者義務，你又非說不可。這時候，讓舌頭繞個彎再把話說出來，就是最佳的方法了。巧妙勸說，讓別人從你拐彎兒的話中，自己意識到錯誤。
或許妻子的廚藝並不是很好，如果丈夫實話實說地評價妻子做的飯“難吃”，就會讓妻子感到很委屈：自己辛辛苦苦做好了飯，你還嫌棄。那麼下次她一定不會再那麼積極地去做了。但是如果丈夫裝作吃得津津有味，而且邊吃邊讚：“味道不錯，不過我相信你還可以做得更美味些！”想必妻子的心裏必定如蜜一般甜美，從此做飯會更加用心，家庭也會充滿溫馨與和諧。
北京地鐵上，一位詩人偶然看見一位乞討的盲人。盲人白發蒼蒼，衣衫襤褸，身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麵手寫“我什麼也看不見”幾個大字，然而沒有一個人肯施舍給他任何東西，盲人手中的破盆裏什麼也沒有。詩人很同情盲人，於是揮筆寫了四個大字，將盲人胸前掛的牌子改為“春天來了，我什麼也看不見。”乘客們看到牌子上的字後，都同情起盲人來，紛紛慷慨解囊。這也是“實話巧說”的魅力。
3 敢講真話是有責任心的體現
敢說真話也是一個人富有責任心的體現。對於一些媒體上出現虛假新聞的現象，崔永元說：“做這個職業的人要有神聖感、崇高感、使命感，對吧？現在，很少有了。還有，我們的媒體不是有虛假廣告嗎？難道他們看不出是虛假廣告？不知道這個違反了《廣告法》？給錢就登。另外，還有做新聞類的廣告。我覺得，這都是媒體人喪失社會責任感、喪失良心的表現。”
《人物周刊》的記者在采訪崔永元時問他：“你是不是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人？”
崔永元回答說：“每個做媒介的人都應該有這種責任感。你的媒介會影響別人，你怎麼能夠沒有責任感呢？我這些年發表的觀點之所以被人重視，就是因為：一是我確實說到了痛處；二是別人不願意說的話，明擺著得罪人的話，我說出來了。”
接著，他又說：“我把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分成三類：第一類叫拍案而起，第二類叫潔身自好，第三類叫隨波逐流。從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識分子。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做到潔身自好就相當不錯了。哪一次商業炒作，哪一次對消費者、讀者、公眾的欺騙，後頭沒有學者、科學家甚至院士幫忙？哪一次沒有？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崔永元表示，自己一直想做一個“拍案而起”的人。他說：“那樣的人除了要有血性，還需要有知識。我認為我的血性足夠，我的知識儲備不夠。雖然我說話不能那麼雋永，不能那麼深邃，但是起碼我能拍桌子。”
一些細心的觀眾發現，在2010年虎年春晚的有些節目中，可以看到較為明顯的植入廣告，比如蔡明、郭達小品裏的白酒，劉謙魔術裏的果汁……事後，春晚的總導演金越表示，春晚植入的廣告不是很多，而且植入得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