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崔永元直言“春晚廣告植入失敗！”他說：“做這一行的人、懂藝術的人，打出來的廣告讓大家都看出來了，就是非常失敗的。”
崔永元表示自己並不反對廣告的植入，他還舉了很多國外廣告植入成功的例子：“《007》幾乎每一集都會出現新款概念車，都是還沒有上市的。觀眾完全被其神奇的功能吸引，自然會去尋找那個牌子的車。《阿凡達》也是，裏麵的電腦都是虛擬的電子牆，雖然這種電腦還沒有上市，但我聽說技術上已經完全可能。”
崔永元還說：“廣告植入是藝術家與廣告商的角力。所有讓觀眾感覺太明顯的廣告植入，都說明了藝術家的弱勢。”他認為，廣告植入時如果硬要將牌子打出來，必須要與劇情相符合才行。
作為央視的工作人員，崔永元卻敢於自揭“家醜”，代表民意說真話。對於自己熱愛的電影事業，崔永元直言中國的藝術家們普遍存在著浮躁的心態，他說：“在這種心態之下，就是擁有高超的技術，也拍不出什麼好片子。真誠是藝術的第一要義，但我現在看不到多少真誠的片子。”
在生活中，有很多人不敢說實話的原因就是害怕承擔責任。但是崔永元卻能做到發現自己的錯誤後就勇敢地向公眾說出實情，並為自己的錯誤道歉。
國內電信部門高額收費，服務質量卻不盡如人意，人們對“話費貴”的情況深有感觸。
2011年3月，在政協會議上，崔永元以美國洛杉磯手機費“9.9美元包年”為例，在小組討論會上炮轟國內手機資費“貴得離譜”。崔永元將矛頭指向“國內話費”，體現了“為民立言”的擔當。然而，隨後就有眾多網友留言稱小崔引用的數據不準，外國的話費也沒“低得離譜”。崔永元的“數據論證法”卻援引了錯誤的數據，一時間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崔永元立刻聯係了兩個身在美國的朋友，請他們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向他描述美國話費的詳情，並將美國手機話費的宣傳手冊翻譯成中文，甚至連涉及的電信公司名稱也要附上，他說：“我必須給公眾一個解釋。”
經過核實，崔永元發現自己確實有誤，於是，第一時間就在微博致歉，承認誤用數據。他坦言，作為政協委員，在政協會議上不該像普通網民一樣隨意說錯話，他自嘲：“這有點信口開河的味道。”
隨後他又表示：“我為不嚴謹而道歉，但這不會影響到我今後發言的直率。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崔永元不是嘩眾取寵，確實是看錯了，當真話給說出來了。”
敢於說真話，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是一個人有責任感、有擔當的表現。
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難免會出現一些錯誤。但是有的人在工作上出現失誤，被領導發現後，就以“不知道”“不清楚”蒙混過關。殊不知，在領導看來，“不知道”“不清楚”就是一種推卸責任的表現。很多老板都能容忍員工犯錯誤，但是絕對不會容忍員工不負責任。
老板所關注的隻是結果，而不是過程。隻要結果不好，無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們都是逃脫不了幹係的。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對老板說“我不知道”，損害我們在老板眼中的形象呢？錯了就是錯了，隻要我們敢於認錯，勇於擔當，一時的錯誤絕不會成為職場發展的障礙。更何況，如果我們習慣於敷衍塞責，就會失去改進工作方式、提高工作能力的動力，這才是我們事業發展的最大障礙。
4 說實話，少說空話套話
在生活中，有些人總是喜歡說一些空話套話，動輒豪言壯語，滿口仁義道德，這樣的話說多了隻能讓人感到厭煩。
2009年3月13日，崔永元在他主持的《小崔會客》節目中，采訪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成思危，他們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
崔永元：您父親我們非常敬仰，那是新聞界的大家成舍我。做新聞的人最崇尚的就是講真話，講實話，不講官話，不講套話，甚至敢冒說實話的風險。所以您這種語言風格、做事方式是不是受了父親很大的影響？
成思危：這可以說有影響，所以我今天也請廣大的觀眾來監督。我就兩個格言，第一個是多說真話、實話，少說空話、套話，不說大話、假話。空話、套話現在一點不說可能不現實，但要少說大話、假話，說了那就誤事了。
崔永元：對。
成思危：第二個，就是我在政協的兩句話，叫作“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掌聲起）謝謝大家！你說話肯定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你要想討好大家，那個話肯定說得沒分量。所以要允許人家不同意。但是作為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我說的話是無愧我心的，我說的是實話，所以我想請大家監督。
微軟公司首席執行官史蒂·鮑爾默認為，如果一個經理人經常說空話，每次說出來的都隻是一些理論，就不可能得到員工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