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這次思想解放，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否定這三樣東西，中國就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沒有工作重心的轉移，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這是有非常嚴格的邏輯關係的。在此之前，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鄧小平說這是不對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要放到實踐中來檢驗，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個人迷信”盛行了那麼多年的情況下，鄧小平提出的這個命題是振聾發聵的，產生巨大的影響，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使黨和國家工作步入正軌，使中國走向改革開放。
從1978年到1989年是中國全麵擁抱世界的十年，人民思想很解放，思想界很活躍。1989年政治風波平息後，帶來兩個副產品。一是改革開放進入低穀。從1978年至今的30多年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是9.7%，隻有一年是負增長，出現倒退，就是1991年。這是改革開放陷入低穀的重要表現。第二個副產品，中國政治風波之後，接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盡管各國內在原因是不一樣的，但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巨變，深刻影響了中國國內政治局勢。整個社會包括一些中央高層，對鄧小平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張產生了懷疑。他們提出要有雙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還必須要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
1991年7月1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建黨70周年大會。同時還有一個學術理論研討會，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開，我也參加了。一位黨內理論權威在研討會上公開講，現在我們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現在環境下，中國是一個中心好還是雙中心好？如果不提“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現在的東歐蘇聯就可能是明天的中國。這位權威的觀點一出，台下沒人敢說話了。實際上，這種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高層領導
人的看法。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1990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接受鄧小平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至此，鄧小平把所有領導職務都交出去了。1992年，這位87歲高齡的老人挺身而出，走一路說一路，後來形成著名的南方談話。南方談話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中國改革開放處於低穀，甚至有可能被轉向、有可能夭折的情況下，將改革開放的航船再次撥回到正確的航道上。
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1992年中共十四大將市場經濟寫進了黨章。後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直沒有動搖，經濟體製改革一直在向前推進。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成就在此，問題也在此。成就是經濟高速增長，問題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20年來改革整體配套不夠，政治體製改革、社會改革嚴重滯後，經濟改革孤軍深入。現在越來越顯現出負麵影響。
南方談話之後經濟快速發展與政府強大的主導有很大關係。在市場經濟不太健全的時候，適當的政府主導是可以的。但當市場經濟體製基本建立起來的情況下，政府仍然過度主導經濟，過度參與經濟活動，仍然主導著資源配置，主導投資，直接幹預經濟，勢必帶來一係列的負麵影響。首先是腐敗問題難以解決，政府自身有強大的部門利益，政府幹預越多，腐敗的機會越大，越難以抑製，解決的成本也越大。國有企業改革形成了壟斷利益集團，引發公眾巨大的不滿。社會改革明顯滯後，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
從政治體製改革看，主要是在行政體製改革方麵做了不少探索。但行政體製改革隻是政治改革的下端，絕不能以行政體製改革代替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還應包括最高端的憲政體製、政黨政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治四大部分，這是政治體製改革更高端、更具有決定意義的部分。現在更多的是行政體製層麵的改革。國務院在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進行了多次行政體製改革，主要內容是轉變政府職能，裁減人員，政企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等。沒有觸動政治體製改革上端。而如果在政治體製改革上端沒有實質推進，下端是無法破解的，不可能深入的。現在大家都批評官員拚資源、拚環境，搞政績工程、搞形象工程，屢禁不止，後麵隱藏的就是官員選拔製度的問題，官員實際上對上級負責，而不是對老百姓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