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個指揮棒不改變，還會有更多官員去搞政績工程，搞形象工程。而官員選拔製度就不單單是行政體製改革所能解決的內容了。所以，沒有上端的推進，下端的推進是非常有限度的，空間很狹窄的。
現在中國取得的成就很大，危機也在上升，主要體現在經濟、政治、社會三方
麵。經濟方麵，經濟下行趨勢顯現，增長放緩，物價上升沒有得到有效遏製。兩種風險並存，使中國經濟未來滯脹的風險增大。一旦滯脹，可能會引發社會和政治問題。
政治方麵，中國麵臨著十八大換屆，領導集體更新換代，這個過程中，西方一些勢力往往借機要挾中國，給中國施壓。社會方麵，地方政府過多依賴土地財政，在征地拆遷方麵造成官民衝突，引發大量群體性事件，如果財政體製改革再沒有實質進展，群體性事件會繼續增多的，光靠強力壓製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現在中國基層老百姓自治理念在增長，利益訴求和表達意識在上升，這種自治理念與社會控製的矛盾在上升。決不能將社會管理與社會控製等同起來，而應當更注重引導，注重疏導。2011年廣東烏坎事件最後峰回路轉，關鍵在於承認老百姓的合法訴求。老百姓的民主意識、維權意識、自治意識越來越強，社會管理必須以人為本，注重服務，因勢利導，否則加強社會控製隻會激化矛盾。
綜上來看，當前三種衝突都呈現激化趨勢，即官民衝突、勞資衝突、貧富衝突。
地區差距、行業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在過去的改革中沒有縮小，反而都被放大。這些都是由於改革配套不夠，改革再不實質推進，這些風險隻會再上升，越拖問題越大。
南方談話的價值或者說思想遺產，主要包括四個方麵。第一是基本路線動搖不得，而且是一百年不動搖。基本路線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通常稱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在鄧小平南巡之前，很顯然有人想動搖基本路線，不想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鄧小平的這一鮮明論點，是針對1989年風波之後中國思想界和實際工作中的倒退苗頭進行回擊，回擊了對改革開放的懷疑。
第二，鄧小平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手段，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這是第一次完整提出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仍然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一個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如果說在此之前，中國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一理論提出來以後，標誌著石頭是摸到了。市場經濟體製隻是發展經濟的手段和方式而已，和政治製度沒有根本關係，不是必然相聯係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判斷出來以後，徹底打破了中國長期形成的傳統固化的思維定式，將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製度相對接，對改革開放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理論支撐。
第三，不改革就死路一條，不改革就要下台。這是很剛性的，語氣很重。因為中國走過這麼多彎路，有這麼多教訓，剛剛找到改革開放這條路，如果不改革，或者倒退，中國是沒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