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國要防右，但主要的危險是“左”，警惕右，更要防止左。因為在南巡之
前，“左”的力量才是改革最大的威脅，造成改革開放舉步不前的阻礙主要是“左”
的思潮。這個判斷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在當時蘇東劇變的形勢下，鄧小平非常清醒地提出了這一觀點，顯示出他敏銳的政治洞察力。
有了這四個方麵，南方談話作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理論框架就構建起來了。在當時的氛圍和環境下，沒有鄧小平這次南方談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有可能夭折。20年過去了，南方談話所提出的這些著名的論斷，對於今天中國繼續推進改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可以這麼認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必須以公平正義為引領，這就必須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必須破解既得利益格局，必須從改革公權力入手。高層應該就此達成共識。要果斷地從製度上割斷政府官員與商業活動的聯係，啟動國有壟斷行業的改革，改革國有企業高管的薪酬體係，從製度上廢除為黨政官員輸送經濟利益的不合理鏈條。實行嚴格的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製度。
要從根本上割斷黨政公務人員與商業利益的關係，有許多製度和機製需要重新構建，但有一條至關重要，那就是要廣泛地推行黨政官員差額選任製度，給黨員、公民更多的選擇黨政重要官員的權利。在黨管幹部的原則下，首先在黨內，然後擴大到各級人代會的差額選舉的範圍。應該看到，在這方麵我們是有很大改革空間的，人民也抱有很高的期待。隻要我們的高層注重這方麵的改革，不僅可以從根本上提振社會的人氣，使人們看到希望，給老百姓以信心，重聚改革共識，而且也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官商勾結、公權力濫用等亂象，極大地降低監督的成本，消除權貴利益集團產生的製度基礎，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中開創新的局麵。
鄧小平1993年9月16日與其弟鄧墾有過一段談話，“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當前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不是鄧小平推進改革開放造成的問題，恰是因為沒有完整理解和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造成的。這種種跡象表明，中國迫切需要繼第二次思想解放後，通過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真正發動第三次思想解放，真正啟動政治體製改革，化解麵臨的問題和風險。
首先通過思想解放，掃除觀念層麵的障礙，重構並達成對改革的共識。特別是高層應該在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要按照十七大所提出的，“堅定不移地解放思想”。
中國現在很多問題，經濟、社會、文化的問題，很多都與政治體製改革息息相關的。
不推進政治改革，就都不足以解決當前麵臨的風險。
為什麼有很多人認為改革已經死亡，對改革失去信心？就是因為一些改革讓弱勢群體吃虧，讓大多數人吃虧，隻讓少數強勢既得利益群體受益。這種改革不僅應當避免，而且應該嚴加禁止，必須通過改革遏製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對中國改革形成了威脅。現在中國三大既得利益集團的苗頭不可忽視，一是以少數腐敗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集團，二是以一些壟斷國企老總為代表的壟斷利益集團，三是地產和資源利益集團，以房地產老板和山西、內蒙古等地的煤老板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