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過29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麵的發展成就顯著。但是，我要先舉一個例子，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並探討一些問題。
去年我隨國家行政學院一個學術考察團去匈牙利考察。匈牙利的一些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在和我們交流時，都闡述了一個重要觀點，就是1990年對他們很重要。他們說，如果沒有1990年的政治變革，匈牙利後來就不會加入歐盟，甚至它的經濟和社會也不會發展這麼快。
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進入全球市場，很值得關注。但對中國的政治還有很大的擔憂，甚至表現出不屑一顧的心態。他們的意思是，你們中國的路還能走多遠？
我當時和他們交流的時候，也表達了個人的看法。我說，蘇聯、東歐和中國，過去都屬於社會主義陣營。蘇東劇變後，中國仍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從這以後，俄羅斯、東歐等一些國家和中國，就像兩個巨人，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也許這兩個巨人都能笑到最後。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笑到最後？
要想使這種體製在世界上成為一種真正有效的國家治理模式，並且能夠笑到最後，現在確實需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變革。改革開放以後的29年，中國的改革策略是以經濟體製改革為主軸，來帶動其他改革，目標是首先把經濟搞上去。政治體製改革相對滯後，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及結構性問題。這也是政治改革問題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原因之一。
十六大以後，新一代最高領導層已經明顯意識到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性。胡錦濤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就說，“沒有民主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但是他們並沒有馬上出擊，而是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包括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和民意準備。
首先是重新取得老百姓的認可和支持。新一屆領導人整個改變執政理念、執政特
點和執政謀略，“重塑信任”，重新塑造社會公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重新塑造政府和黨的公信力。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係”。第一次政治局學習就學《憲法》，這意味深長。透露出來的信息是，新一屆領導人要樹立法治的權威，《憲法》的權威，而不是個人的權威。著力解決民生問題。幾年下來，重塑信任獲得了重大的成功。這種執政理念和采取的種種措施被稱為胡錦濤的“新三大法寶”：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以及和平崛起。
第二條思路是懲治腐敗。對高官腐敗嚴厲懲治。采取了四大舉措：製定黨內監督條例，黨內紀律處分條例，對主要部委的紀檢監察實行垂直管理，對地方派出中紀委巡視組。這大大推進了反腐敗的製度安排。
到了十六屆四中全會，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三句話，“共產黨要科學執政，共產黨要民主執政，共產黨要依法執政”。我認為這實際上就是新的執政綱領。
按照這個思路，我們把執政過程中，不民主的東西，不科學的東西，不是法治的東西，找出來並加以改進，這可能就是政治體製改革的主要內容。
實際上，政治體製改革，十六屆四中全會開始有成型的東西，基本圍繞著政治改革中的一些關鍵點和十七大的籌備。把這兩個問題有機結合在一起，不斷往前推進。
其一，改革的整體策略是從黨內切入，從擴大黨內民主開始，再往社會輻射，即從黨內民主到人民民主。這樣風險可能是最小的。擴大黨內民主方麵，比如在一些地方推動黨代表常任製，在一些地方縣一級取消黨的常委製，省市縣三級大麵積減少黨委書記副職來改善黨內的決策機製。
其二，通過十七大的籌備，擴大黨內民主。比如有可能擴大黨內重要職位的差額選舉。黨內選舉民主的範圍正在擴大。去年出台了三個條例——縣級以上黨政幹部的選拔條例、回避條例、異地交流條例。規定縣級以上黨政領導幹部在一個職位上隻能最多任兩屆，這當然也包括黨的總書記。
其三，增強民主黨派的參政力度。比如萬鋼，致公黨的副主席，擔任科技部的正部長。這不僅擴大了幹部選拔的視野，更重要的是，這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新形式。這方麵將會產生巨大影響。以後各個民主黨派將會在政府擔任更重要的職位，甚至是更高層的職位。三十五年來這是第一個。上一個是傅作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