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3月“兩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講過一段話，他說中國的改革是全麵的改革，如果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都不能成功。我想借助總理這個話再引申一句話，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全麵現代化，如果隻有城市現代化，沒有城鄉一體化，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真正成功。
我們討論農村改革，討論中國的城市化、城鄉一體化的時候，最終聚焦到三個關鍵問題。第一，過去中國城市化的最大教訓是什麼？第二，城鄉一體化的本質是什麼？第三，未來推進城鄉一體化最大的風險是什麼？如果能夠對這三個問題達成一些基本共識的話，我覺得可能在城鄉一體化推進過程中，農村改革發展過程中可能會消除很多重大分歧。
一、過去中國城市化的最大教訓是什麼？
過去中國城市化的成就很大，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8%增長到去年的46.6%。陳錫文主任說這一數據可能嚴重高估，不過，即使高估，中國城市化方麵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我覺得，過去城市化最大的教訓就是雙重剝奪了農民，盡管這不是我們政策的主觀意願，因為從當年的包產到戶，到鄉鎮企業的崛起，到大規模的農民工進城，再到新農村建設，我們似乎無一不是從維護農民、農村和農業的利益出發的。但是，非常遺憾，整個政策過程的結果卻是無意識地對農民形成了事實上的雙重剝奪。其具體表現在：
第一，農村源源不斷地向城市提供了初中以上文化素質的合格的勞動力，但是這些勞動力進城以後不能有平等的就業機會，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他們付出最大的勞動，拿到的報酬是非常少的，並且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這部分人口大概是2億；第
二，我們的城市化在不少地方實際上演變為“圈地化”。政府沒有讓農民公平地參與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也就是說，土地增值收益部分，絕大多數都讓政府獲取了，這在一定意義上造成了第二重對農民的剝奪。
這種對農民的雙重掠奪造成三個嚴重的後果：首先，沒有把中國的二元社會變成一元社會，反而演變為三元社會。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城市化幾乎都是使農民變成市民，我們卻沒有。這數以億計的離土勞動力，最終絕大多數都演變為農民工，從而構成一個獨特的群體。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由城市、農村二元社會結構演變成城市、農村和農民工三元結構。其次，中國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沒有因為城市化縮小，反過來被放大了。再次，中國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公平、正義受到社會公眾的巨大質疑。最後，由於上麵三個原因，導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二、城鄉一體化的本質是什麼？
我認為城鄉一體化既不是鄉村城市化，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化，本質上說是城鄉融合。這種城鄉融合我認為從功能上有三個支撐條件：一是在城鄉之間不能因為製度設計、行政分割而阻礙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二是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應該有統一的規劃和政策，不能像過去常常是城市一條政策，農村又是一套，也包括城鄉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