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轉型的西方經驗
社會轉型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必須麵臨的問題。目前我們看到的西方發達國家，幾乎都經曆了社會轉型的曆史過程。換句話說，這些國家當年也是由不發達國家轉變而來的。那麼，究竟什麼是社會轉型呢？按照筆者的理解，所謂社會轉型，就是指一個國家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乃至信息社會轉變的過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因此，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就成為社會轉型中的關鍵詞。
對於西方發達國家所經曆的社會轉型曆程，國外許多學者都進行過大量的研究，發表過很多研究成果。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美國學者亨廷頓撰寫的《變革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阿爾蒙德的《比較政治學》等。在這些論著中，他們通過量化和實證的研究方法，對一些國家的社會轉型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並發現了一些帶有共性的現象，概括起來集中在四個方麵：一是在當一個國家處在社會轉型期，整個社會騷動不安，不穩定的因素大大增加；二是社會成員格外關注自身的經濟利益，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就是都想擠入家庭現代化的第一班車，誰也不甘落後，從而引發了一係列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紛爭；三是社會犯罪率急劇上升，政府維護社會秩序的難度加大，成本上升；四是政府官員最容易在社會轉型期出現明顯的腐敗現象，動用手中的權力搞尋租活動。但是西方學者還發現，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後，也就是說當多數人的家庭初步實現現代化後，情況會逐步好轉：如騷動不安的社會有所緩和，社會成員的心態也開始平和，社會犯罪率開始有所下降，官員自我約束的行為也有所加強等。因此，這些學者認為，一個國家處在社會轉型期，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大力發展經濟，使更多的人實現家庭現代化。
二、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性
應該說，中國從進入近代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緩慢的社會轉型之旅，隻不過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由於外國入侵和戰亂，使這一轉型顯得尤為緩慢。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社會轉型的步伐，但是由於走了不少彎路，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對中國社會來說，真正具有大規模社會轉型意義的，還是近30年的事情。在這30年的曆史性社會變革中，上麵所描繪的西方國家在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現象，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不過筆者認為，僅用西方學者提供的這種理論，似乎已經很難解釋中國社會轉型中出現的種種複雜問題。因為從2008年後，中國的人均GDP就已經達到3000美元以上了，但是中國社會麵臨的許多問題不但沒有好轉的跡象，有些問題甚至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這就需要我們認真分析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性。
在筆者看來，中國的社會轉型，至少有三個特殊的方麵：
第一，中國社會轉型是“雙轉”交織的過程。所謂“雙轉”交織，就是指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既麵臨複雜的社會轉型的任務，同時又麵臨體製轉軌的使命，即中國同時要完成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軌的使命。這在西方國家是沒有經曆過的。因為新中國一直信仰和堅持計劃經濟，幾十年後發現此路不通，然後靠國家的權力、鄧小平的權威強行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向，使經濟由計劃轉向市場。這種嫁接方式的好處是來得快，但後果也不能輕視。這就意味著，中國市場經濟缺乏正常的自然曆史積累過程，實際上成為引發一係列嚴重問題的根源，如社會道德底線一個一個被擊穿等。再加上體製轉軌和社會轉型交織在一起，使中國的社會轉型更加複雜。
第二，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對農民形成了事實上的雙重剝奪。社會轉型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一個基本要義，就是把農民變成市民。改革開放以後，很多農民離開了土地。一方麵，農村向城市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勞動力，但這些進城的農民工與城市就業人群沒有平等的待遇，幹最髒、最累的活，工資待遇卻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另一方麵，中國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圈地化，沒有使農民比較公平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從而引發了大量的群體性事件。這種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的背離，盡管不是我們的主觀意願，但所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