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批準發布了《網絡空間國際戰略》。這是美國政府針對全球互聯網推出的首份國際戰略與政策報告，目的是“使網絡空間有一個開放、可共同使用、安全和可靠的未來”。《網絡空間國際戰略》讓美國第一次將網絡上升到和經濟、政治同等高的地位。美國的戰略意圖是控製互聯網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規則製定權，話語權和製定權最終為美國采用軍事手段幹預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很大依據，這是當今國際形勢的一個重大信號。
從國內局勢來看，2011年7月發生的“溫州7·23動車追尾”事故，由一個安全生產責任事故通過網絡快速被放大傳播後，轉變成為社會問題，最後上升到政治問題。
國內類似的事件不勝枚舉，“郭美美”事件由於網上炫富，最後引發至公眾對慈善機構的不信任；“盧美美”事件，就像人肉爆炸爆開了官辦機構內部黑幕。最近互聯網發生的一係列網絡事件，標誌著社會問題的不斷凸顯。
互聯網正在改變中國政府和社會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力量正在伴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而崛起。因此，正確把握信息網絡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影響作用，不僅很有必要，而且非常關鍵。在探索社會管理和電子政務關係時，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思考，但首先必須對社會管理本身有非常準確的把握。
一、社會轉型對政府治理提出嚴峻挑戰
（一）社會轉型的一般規律
中國在社會管理方麵表現出的若幹突出問題是基於社會轉型這一大背景之下而產生的。有關“社會轉型”這一概念，學者們和官員們的理解有所差別，但有一點是高度共識的：社會轉型是指一個國家由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
會乃至信息社會。
中國的社會轉型和西方的重大差別在於，在我們工業化任務遠沒有完成目標之際，信息社會已撲麵而來。中國現在大體處於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北京、上海等地可以說已經步入了後工業化時代，而西藏、青海等地仍處在工業化初期。可見，中國目前工業化發展極不平衡，出現了一國之內工業化三個階段並存的現象。中國的工業化遠遠沒有完成，但是又無法抗拒信息社會的到來。
信息社會最大的特征可概括為“數字化、網絡化、製度化”，由數字化的計算廣泛使用到網絡化實現，再到向製度化發展，這一進程日新月異。迅速的發展使得中國的社會轉型擁有著和當年西方社會轉型不一樣的色彩，我們直接迎來信息社會。
西方國家都經曆過社會轉型，現在世界上有18個發達國家，都曾經曆過痛苦的社會轉型時期。國家的曆史文化背景可以相異，但是一旦經曆劇烈的社會轉型期，很可能出現相同的規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第一，社會騷亂不安；第二，社會成員格外追逐經濟利益，人們都想坐上現代化的第一班車，誰也不想落後，因此引發了一係列的利益衝突、矛盾和紛爭；第三，社會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因為社會轉型往往是以大規模的人口遷徙為條件，大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在人口轉移過程中，部分人依靠能力發家致富，部分人因無法得到滿意的生活而誘發犯罪，促使社會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趨勢；第四，官員在社會轉型中最容易出現腐敗問題，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現象嚴重。
上述問題在當年發達國家經曆的社會轉型期間也都曾有出現。當一個國家絕大多數的家庭生活達到初步現代化水平以後，情況就會慢慢好轉，騷動不安的社會開始趨向平穩和諧，社會犯罪率明顯出現拐點。這是國際上18個發達國家當年曆經社會轉型所具有的共同規律。
但這些隻能解釋中國現象的一部分。中國出現了西方發達國家社會轉型曆程中經曆的問題，但卻不能用發達國家的經驗解釋全部問題。2010年中國國民經濟總量達到5.7萬億美元，人均達到4000多美元，可以說相當多的家庭實現了初步現代化，但是此時中國的社會矛盾並未出現緩和跡象，反倒愈演愈烈。
由於中國社會未來發展具有不確定性，大量的富人紛紛離開中國。據統計，現在有27%的億萬富翁已經移民國外，還有40%的億萬富翁正在準備離開中國，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未來信心不足，不知什麼時候會發生重大事件。
與此同時，腐敗蔓延的趨勢沒有減弱。最近有人指出，自2002年年底以來，僅在省部級幹部中查出腐敗問題的超過80人，每年超過10人。反腐敗功效很大，但腐敗蔓延的勢頭並沒得到有效控製。民眾對“溫州7·23動車追尾”事故的憤懣不滿，不僅僅
是對事故本身的怒氣，而是引發了對全國政企不分、整個鐵路行業本身的怒氣，說到底是對我們體製的怒氣。中國社會的矛盾衝突進一步激化，這需要認真思考和總結，中國社會是不是有和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社會轉型道路不一樣的地方、不一樣的特點，這是需要我們高度關注的問題。所以，西方的理論和經驗能夠解釋其他國度，但解釋不了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轉型有其特殊性。
（二）中國社會轉型具有的特殊性質
1. 雙轉交織
當年發達國家走過的社會轉型道路，都是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也即實現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國是雙轉交織，既要社會轉型，又要體製轉型。中國完成社會轉型任務麵臨的一個特殊使命是體製轉軌，由計劃經濟體製轉向市場經濟體製，這是所有發達國家走過社會轉型道路時都沒有接觸過的。而中國市場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先天不足，缺乏市場的正常資源的建立過程，帶有很大的人為權力色彩，所以有人說中國現在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是權貴市場經濟。國家信息化專家谘詢委員會副主任吳敬鏈教授在一次會議探討經濟問題時，曾詳細深入地分析了權貴資本主義對目前中國造成的危害。
2. 對農民利益造成雙重傷害
盡管中國每年的一號文件和已經製定的各種惠農政策都在關注農民、農村、農業問題，但是從效果來看，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對農民造成雙重結構性的傷害。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農村一共向城市輸入了2.4億的勞動力，這些從農村到城市務工的人員，都是在農村接受的義務教育，有些接受過初中教育或高中教育。這些初中以上的勞動力到城市以後，沒能和城市人處在同等的起跑線上，他們可能從事著城市中最髒、最累、最苦的工作，獲得的待遇僅相當於城市普通人群的一半都不到。多年過後發現，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將青春年華貢獻給了城市建設，但他們在城市務工卻無法融入城市，他們沒有城市戶籍，沒有正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