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對黨政官員涉獵商業活動的行為進行嚴格管束。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嚴格製度框架，規範黨政官員的從政行為。目前我國雖然已經建立了這方麵的相關製度和規範，包括離退後的從事商業活動的一些規範，但是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執行，基本等於形同虛設。
第四，對黨政重要官員的配偶、子女參與商業活動的行為進行必要的限製和約束。特別要割斷官員子女、配偶等與國有資本、國有企業的商業聯係，從根本上消除灰色權力地帶賴以存在的基礎。從國際社會的通常做法來看，國外對一些重要官員的配偶、子女等從事商業活動都有嚴格的限製。特別是在官員擔任要職期間，更是如此。中國和西方的重大差別在於，我們不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類似於西方的那些權力很大的政務官，在中國是終身製的，不像西方國家這類官員都是隨著政黨的進退而進退。因此，對於一個中國的領導幹部來說，別說鄉鎮一級，就是從縣一級的主要領導做起，當最後升遷到省市、部委乃至更高的領導職位時，其多年的從政經曆，完全使其可能形成一個很大的權力關係網絡，一旦一個領導人的思想防線失守，就可能成為灰色權力的重要載體，並在市場中興風作浪，危害社會。因此，如何從源頭上防止灰色權力的產生、蔓延，成為未來我們反腐倡廉應該認真研究解決的問題。
第五，改革國有企業的內部的管理方式。按照遏製灰色權力地帶的要求，形成新的管理製度框架。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取消所有國有企業實際上的行政級別；建立國有資本運營和國有企業管理者隊伍，與黨政官員進行整體切合；盡量減少黨政機構與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之間的調動，少數確實需要在國有企業擔任監事會等領導職務的黨政官員，或者隻要能夠再回到政府當官的，一律不能拿高薪，其工資待遇不能超過同等公職人員的三倍等。
四、破除政府特殊經濟利益，應成為改革的優先選項在整個“十二五”期間，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是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但在筆者看來，中國的經濟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本身的轉型；而中國政府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能否破除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行為。
（一）要防止政府利益演化為特殊經濟利益
根據諾斯的理論，國家有兩種職能：一是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兩個職能有時是相互矛盾的，即通常人們所說的諾斯悖論。
諾斯根據不同國家對兩個職能的側重點不同，把國家分為三種，即“中性”的國
家、契約的國家和掠奪型的國家。他認為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國家屬於前兩種類型。能夠提供有效產權製度安排、平衡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這類國家把重點放在第一種職能。而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是掠奪型國家。這類國家以促進統治者利益最大化為己任，無心提供有效產權製度安排，在各種利益集團之間更傾向於統治者自身利益。
我認為諾斯的理論值得我們思考，這裏麵政府是國家的代表，政府是追求利益的，我認為我們需要考慮三點。第一，政府如果有自身的利益，那麼政府的利益究竟是什麼？第二，政府應不應該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第三，政府能不能追求自身特殊利益最大化？我認為這三點都是有嚴格的邏輯需要我們分析。我的判斷有四個觀點：一是政府有自身的利益，這就是國家的利益。二是政府利益和國家利益相一致時，與人民的整體利益也大體上一致的。三是如果政府把自身利益異化為特殊利益，特別是追逐經濟利益，就會侵害公眾利益。四是如果政府把特殊經濟利益演變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那就走向了反麵。
如果把政府自身利益異化為特殊利益，特別是追逐經濟利益，這是極端錯誤的。
我們應反對的是政府的特殊利益，尤其是政府的經濟利益。原因有三：第一，不符合政府權力的來源；第二，不符合主權在民基本理念；第三，承認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可以最大化，是對公眾利益的褻瀆。這涉及如何認識政府的本質。
就政府的本質而言，政府的所作所為都應和公共相聯係：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維護公共秩序、承擔公共責任。這實際說明了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關係，這三者是互補的。政府是公共部門的最主要組織，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才由政府公共部門來協調。國家的公共部門，其所作所為不能以營利為目的。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的領域，由社會承擔。政府也有失靈的問題，政府解決的是多數人的問題，但無法為每個人提供個性化服務。比如教育。我們現在隻能提供九年義務教育，但是社會的個性化需求非常強烈，比如有人想讓小孩上貴族學校。這種個性化需求越強烈，社會可能越發達。
但在現實生活中，政府存在自身特殊利益是一種普遍現象。政府既是國家利益執行者，同時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盡管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現實生活中常常是有明顯衝突的。比如，目前中國存在的國富民窮問題， 就是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分配領域衝突的反映。因此，既要看到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一致的一麵，還要看到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衝突的一麵，而且要特別注重研究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衝突的一麵。
再比如，維持國家利益的費用與人民福利的關係。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維持社會穩定的人員大量增加，維穩的費用大幅度上升，行政管理費用居高不下。根據溫家寶總理今年在政府報告中披露的數字，2010年全國的公共安全支出高達6400億元，而當年的軍費開支也就6000億元。盡管這6400億元公共安全支出中，維穩隻是其中的一項支出，但這方麵的費用大幅度上升，可能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很顯然，國家在這方麵的開支越大，必然會擠壓人民的福利。再比如，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結構中用於民生的醫療、教育、社保、就業四大支出所占比重，也很能反映這方麵真實情況。從國外發達國家看，用於上述四大支出，一般都要占一個國家財政支出的50%以上，但是我國2009年這四大支出占財政支出隻有28.8%，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可見，在現實生活中看，國家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實際上也有衝突的一麵，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處理。
國家利益給政府追求自身特殊利益，提供了很大的製度和政策空間。政府可以用維護國家利益為托詞，謀求自身特殊利益最大化，國家利益也成為侵害群眾利益的借口。
因此，政府行為是否端正、製定的公共政策是否能代表公平正義，就成為人們衡量一個政府好壞的重要尺度，也是社會評價一個政府是否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重要指標。
（二）政府特殊利益的膨脹
一是政府過度主導經濟生活，由此容易導致政府與民爭利。具體包括政府招商引資、開辦國有企業、直接投資、經營城市、土地征用與出讓等。現在政府在城市周邊拿地越來越困難，因為農民都知道土地要增值。這樣一種城市化發展模式對農民形成了雙重剝奪。一方麵，農村向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但是農民工在城市卻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另一方麵，我們的城市化變成圈地化，地方政府獨占了土地的增值收益，把農民排斥在獲取土地增值收益之外，從而再一次形成對農民的剝奪。
政府與民爭利，還表現在政府過多開辦國有企業以及國企任職的官員拿高薪的待遇方麵。國有企業主要應該集中在市場不能企及的公共領域，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要堅決廢除國有企業的高管層拿高薪的製度。其基本原則是，凡是能在國有企業和黨政部門輪回任職的官員，一律不能拿高薪，但由於工作性質，這些高管的工資可以比在政府任職略高一些。總經理的待遇與企業的業績相聯係，可以拿高薪，但必須是公開招聘的職業經理人，永遠不能回到黨政部門當官。
正是由於政府存在著明顯的與民爭利的現象，從而又強化了內部特殊利益傾向：
如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定化、利益個人化。
二是形成特權頑症。我們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官僚體係，這個體係是由特權支撐的。這在世界上是少見的。比如個人專車，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別說退休領導人員不
可能擁有專車，連在職官員也不可能有那麼多人擁有專車。盡管社會對“三公消費”
（公車消費、公款招待、公款出國）有很多質疑的聲音，但這個問題長期得不到應有的解決，甚至至今是一本糊塗賬。
三是公共屬性被異化，政府過度關注自身利益。由於強勢利益集團幹擾太多，使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從2006年提出以來至今難有大的突破。如果說過去我們國家更多的是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爭論，到目前為止，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利益之爭。有人說，中國的權力、資源、資本三者疊加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團，正在吞噬全國人民的福利。以壟斷行業為例，2008年全國在壟斷行業就業的人群隻占全國就業人群的8%，但是卻拿走了全國工資福利的一半，形成巨大的行業不公。
政府特殊利益膨脹，造成嚴重壟斷，市場規則被破壞導致公共政策製定的公平、公正受到質疑，政府公信力下降。目前我國群體性事件每年發生近10萬起，應該說許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與政府的公共治理不當甚至侵害公眾利益有直接的關係，值得我們警醒。
（三）深化行政改革，關鍵是要抑製政府的特殊利益一是理念上要破除政府可以有自身特殊利益甚至將之合法化的思維。這一點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麵。因為在我們的許多政府官員頭腦中，不僅看不到處理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往往將之簡單化，而且自覺不自覺地在捍衛自身的特殊經濟利益，甚至將之合法化。
二是要界定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把政府行為嚴格限製在公共領域。從根本上說，政府隻有不亂作為，不越權，才能從根本上對政府的特殊經濟利益行為進行有效的遏製。
三是按照上述思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包括減少行政審批、鏟除腐敗溫床、公開官員財產、降低行政成本、廢除各種不合理的特權。從全球視野看，很少有國家像中國的審批範圍這樣廣、麵這樣寬、程序不規範、審批中的自由裁量權這樣大。中國的審批製度實際已經演變成一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一個怪胎。而這個怪胎反過來是要“吃人”的。我們有這樣多的官員在這個怪胎麵前敗下陣來，就是很好的注釋。
資料顯示，從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每年抓出的省部級腐敗分子平均達到8人，而2009年竟然達到20人。反映了腐敗蔓延的勢頭還沒有得到有效的遏製。實際上中國的腐敗在一定程度上是製度和機製問題。1974年之前香港也很腐敗，當年香港創建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完全獨立，隻向總督負責，公署對工作人員的素質要求及管理非常
嚴格，一個人有任何瑕疵都要離開。香港在全世界公共治理評價中，廉潔指數近幾年連續排在世界的前幾位。這再一次證明鄧小平所說的，製度好可以使壞的行為受到約束，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走向反麵。
所以，要大刀闊斧地改革幹部選拔製度。在官員的財產申報與公開、加大對官員的問責等方麵也要有實質性的改革舉措。說到底，中國的改革隻有在政治體製改革層麵有了真正的進展，才能真正取信於民，未來改革才能夠步入一個新的境界。
五、深化改革，需要一場新的思想解放
2012年中國將有兩大重要事件，一個是紀念鄧小平南巡20周年，一是黨的十八大。縱觀目前中國改革發展的整體格局，似乎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前的局勢很像：改革陷入困境，中國未來發展麵臨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說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通過這場思想解放，使中國的改革開放的航船駛向一個新的航道，那麼，當下的中國確實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
筆者一直以為，鄧小平南方談話在整個改革開放曆史進程中的功績是巨大的。我們知道，1989年政治風波後，當時中國出現了兩種耐人尋味的現象：一是改革開放進入低穀，二是“左”的思潮盛行。從前者看，過去30年我國經濟平均增長9.7%，但1989年後，經濟增速大幅回落，甚至出現負增長。從後者看，有人公開主張中國不能隻堅持經濟建設這一個中心，至少還要堅持反和平演變另一個中心。他們說，如果不堅持反和平演變這個中心，明天的中國，就是今天的蘇聯和東歐。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位88歲的老人——鄧小平，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於1992年年初通過到南方巡視，形成著名的南方談話，再一次把中國從困境中解救出來，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步入新的軌道。
鄧小平南方談話，內容豐富，涉獵廣泛，主要精神有四句話：一是基本路線動搖不得，一百年不動搖。二是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不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製度，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這句話徹底打破了中國人的思維定式。中國人長期認為計劃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等於資本主義，這個觀點出來後，使人們看到，計劃和市場隻是發展經濟的手段，與政治製度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就徹底打開了中國人的思維空間。三是不改革就死路一條。四是中國要防“右”，但當前最大的危險在於“左”。
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中國改革開放能夠走到今天，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離開鄧小
平南方談話的指引，是不可想象的。
筆者之所以認為目前中國改革麵臨的局勢與1992年鄧小平南巡前很相似，一方麵在於改革陷入困局，進入膠著期，中國未來的發展似乎必須作出一個新的選擇；另一方麵在於“左”的思潮大有卷土重來之勢。因此，筆者認為鄧小平當前要防“右”，但主要威脅是“左”的判斷並沒有過時，甚至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這就是說，接下來中國究竟朝什麼方向發展，直接關係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也會對未來中國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這中間並不排除倒退的可能。
就當下中國麵臨的困局來說，筆者以為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麵：一是收入分配體製改革裹足不前。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繼續拉大，然而人們期待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卻遇到了巨大阻力。二是社會普遍擔心的國進民退的問題，有繼續發酵的趨勢。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後，這一趨勢有加速的傾向。三是壟斷行業改革遲遲難以起步，壟斷掣肘了民營企業和社會發展的空間。四是政府、政治改革舉步維艱，與社會公眾的要求相去甚遠，貪汙腐敗、公權力濫用、政府與民爭利等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正在考驗著社會、公眾的忍耐度。
造成改革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按照筆者的理解，目前中國至少已經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團：以腐敗官員為代表的官僚利益集團，以壟斷行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集團，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不僅掌握著足夠的權力資源，使權力、資源和資本相結合，而且有足夠的壟斷能力，並直接影響甚至左右著政府的公共政策製定過程。如果不能破除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撓，中國的改革無望。
正是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未來的中國要防止倒退，使改革開放的航船繼續向前，就要沿著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思路，發動一場新的思想解放。其中包括認真檢討一下，在新形勢下，鄧小平當年在南巡時提出的一係列重要思想和主張，有哪些我們還沒有落實、兌現，哪些還需要我們繼續創新、發展。隻有靠集體的智慧，通過新的思想解放，大膽地推進包括政治體製改革在內的各項改革事業，破解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中國才有可能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之上重構改革的共識，這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能夠走出困境的唯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