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和人一樣，經過30年後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過去的30年雖然有問題，但還是成功的。從一個閉關鎖國的狀態走到今天，改革取得的成就很不容易。但是隨著改革走進30年這麼個坎，改革本身進入了一個戰略轉折期。這個轉折期有兩個標誌。第一個標誌是人們重新思考認識改革。30年前改革開始的時候，人心思變，窮則思變，在改革的問題上，中國社會有充分的共識。今天我們能不能再形成一種改革的共識？如果找不到共識，你認為改得不夠的地方，他認為恰恰是改過頭了，你認為有些改革是好的，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改革，他認為這些問題正是改革本身造成的，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群體看起來可能完全兩樣。改革就要困難得多。
第二個，改革的重心在轉移。過去30年是以經濟體製改革為主導、主幹進行的，其他改革都是配角。經濟發展是最重要的，改革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吃飯問題。其他的行政、教育、科技、社會體製改革都是配角，是為經濟體製改革服務的。改革以經濟體製改革為主軸向前推進，遇到什麼問題再解決什麼問題。這就是中國改革的思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和蘇聯經曆的激進的“休克療法”，先解決政治問題再解決其他問題的模式很不一樣。當然，中國改革也是以政治改革開道，當時不否定“文革”，不糾正冤假錯案、撥亂反正，經濟改革也改不動，政治改革承擔了為改革破題的任務，但局麵打開之後，整個重心就放到經濟上去了。從1978年到1989年，中國的思想是敞開的，急著要吸納世界各種思想文化，來審視中國的道路。那之後是一個分水嶺。如果沒有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經濟改革很可能要走回頭路。鄧小平沒有讓經濟改革回頭，在1992年堅定選擇了市場經濟，使得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完全清晰了。經濟改革一步步開始深化，市場經濟體係，包括法製和一整套製度架構，都由此推動了。但政治上相對滯後，甚至把20世紀80年代已經走出來的東西也收回去了。在某些關鍵點上，權力更加集中。
這種改革模式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問題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難以持久。到了2004年、2005年，中共十七大之前，靠在經濟領域進行單兵突進的改革遇到了很大阻力。“十一五”規劃中有很多很好的判斷。比如說，加快行政管理體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這個判斷值得關注。行政體製改革是政治體製改革的下端，又是經改和政改的結合部，已經深入到核心的利益層麵。2005年後我們明顯觀察到，改革努力在行政體製內部進行政府自身的改革。改革的重心已經發生了調整，要求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並駕齊驅，我們甚至可以說，時至今日，政改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經改。
中國改革內在的要求、發展的邏輯要求我們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政改上，但是政改很困難。一方麵是因為30年來政改明顯滯後，而且改革還帶了一個怪胎，就是權貴資本。權力與資本結合了。20世紀80年代這一點還不明顯。1992年以後，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從上而下，形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體係，它不是一個個別現象，而是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和資本的關係千絲萬縷，兩者結合，成了改革路上的巨大障礙，就像烏龜背上的硬殼一樣。我們隨時都能夠看到權力資本的影子。改革一旦要觸及它們的利益，幾乎就寸步難行。這個改革難度和20世紀80年代初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這樣一種非常僵持、非常複雜，權貴資本滲入到社會方方麵麵的情況下，改革的動力在哪裏？我覺得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