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打上門來，將中國人痛揍一頓，這才能讓中國人清醒，因為英國人雖然殺了我們很多人，給我們吃了很多鴉片，搶走了我們很多銀子，但我們應該感謝英國人，因為英國人打碎了我們2000年的大磁場，這一下讓我們從思想的囚籠裏解放出來。
漢武帝之罪
如同羅馬皇帝尼祿一樣，他的權力和富有導致他人性中的完美主義過於濫用，甚至不惜燒毀羅馬城，因為他想按照他自己的設想重新建造一座新羅馬城。
我沒有自虐傾向，因此我希望你也不要有施暴傾向，聽我說完。讀一點康德哲學就會明白經驗和理性的關係，在我看來，中國隻有經驗而沒有理性，因此中國隻能不斷改良舊製度，而無法創新製度。秦帝國在統治上建立了統一王朝，漢武帝在思想上建立了統一思想，同時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導致中國必然要趨向大一統，因為這樣就大大減少了競爭，副作用也就產生了。要知道，人類的競爭不僅僅是利益的競爭，也是思想的競爭，但北方各民族隻有軍事入侵性，而沒有文化入侵性，因此，他們根本無法給中原文化帶來競爭性的威脅，中華文明也就長期在單一的方向上自行發展，這就像是沒有參照物的物體在自由運動，它隻是依靠慣性向前運動，其結果是中華文明在大一統方向上越走越博大精深，但在文明程度上卻無法發生躍遷，就像是電子在沒有某種能量的激發下，是無法向高級軌道躍升的一樣，它隻能在舊的軌道上拚命旋轉。儒家學說和集權大一統製度就像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磁場，所有中國人都在這個大磁場內，每一個人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自在-自由的空間，而隻是這個龐大磁場中的一個分子。而人的思考判斷需要自在-自由的空間，康德解釋的很清楚，人的知識判斷是這樣形成的：每一個人從一出生就有了一個獨屬於自己的時空空間，在這個時空空間外的一切都是物質的和經驗的，人需要把這些對物質的感覺、經驗拿進自己的空間裏，然後乘以自己的理性分析，最後才能得出結論，這也就是“人為自然立法”。集權大一統製度就是將我們個人空間納入到了大磁場中，我們沒有了個人時空；儒家思想又抽走了我們思想中的理想分析部分，因此，我們一出生就成了一個隻有感覺、經驗的人，而沒有了自己的時空和理性分析能力，因此，我們便成了“工蟻”——如果每一個工蟻都能自由思考，都有一個自在-自由的空間，那螞蟻社會還能存在嗎？儒家的偉大就是給出了一個世界觀，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再思考了，隻需要按照他的教條來實施就行了。其實這也就是一種宗教，“上帝”也給出了一個世界，因此，人們隻需要在這個世界中活動就行了，“上帝”以外的事他用了一句“上帝無所不包”這個欺騙式的概念而排除了。儒家思想的方式與此一樣，但他比上帝偉大，因為他把人們能想到的概念都先想到了，並且用看似合理的解釋給統統解釋了一遍，儒家思想用一個龐大的體係，將經驗這些東西統統整合了一遍，給出了先驗性的原因、過程、結果等這些概念和結論，於是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係統，而人們無論怎麼轉，怎麼走實際上都是在儒家的掌心裏，這就像是一個人一出生就在一個大宮殿裏，從來沒見過宮殿以外的山川河流，宮殿的主人告訴他，世界就是這個宮殿，宮殿以外什麼都沒有，這個人原本不信，但他走了一圈，發現無論怎麼走，都是在宮殿裏，無論哪條路，最終都是在宮殿裏繞圈子，於是也就相信了。中國人的思想就是這樣被儒家圈進了中國大宮殿，人們隻能在宮殿裏搞搞裝修，以便讓日子幸福起來，直到英國人突然衝進了宮殿，人們才驚訝地發現，原來宮殿以外還有世界，他們的製度竟然和我們的不一樣。關於中國沒有哲學，自然也就沒有“哥白尼式的革命”，因此，隻能等到英國人打上門來，將中國人痛揍一頓，這才能讓中國人清醒，因為英國人雖然殺了我們很多人，給我們吃了很多鴉片，搶走了我們很多銀子，但我們應該感謝英國人，因為英國人打碎了我們2000年的大磁場，這一下讓我們從思想的囚籠裏解放出來。
我們可以將漢武帝的重大國策列舉出來，然後分析它對整個中國未來的影響，這樣就一清二楚了。
以個人意誌代替國家意誌，為了集權，將國家司法權力收歸為皇室及其代表的官吏，開創了人治社會，中國自秦時的古典法製社會終結——秦朝奉行的是戰時國家法製社會，漢初至景帝時期奉行的是和平國家法製社會。
漢武帝一手結束了國家執政思想所奉行的道家黃老思想，在政治上，這是一種無為而治的思想，這實際上相當於現代政府不對社會進行過多幹涉的思想，如在經濟上奉行自由經濟政策，國家隻進行法製建設等。對漢武帝這樣有強烈權力欲的帝王而言，這種思想顯然不利於他富有野心的政策。漢武帝掌握政權不久就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在朝中大力提拔儒家弟子，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第二次思想統一，第一次即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這十分符合集權模式統治的胃口，所以被中國後來的君主廣泛接受，儒學也由此成為中國核心思想，支配了中國以後的國家意識，也由此造就了長達2000年儒學社會，中國社會也越來越僵化。在秦統一前，儒家、墨家、道家是中國三大主流文化，在漢武帝之後，變成了儒家、佛家和道家，南懷瑾對這三家在中國曆史中的作用曾有過一個非常好的比喻，他說：“儒家像糧食店，絕不能打，否則，打倒了儒家，我們就沒有飯吃——沒有精神糧食；佛家是百貨店，像大都市裏的百貨公司，各式各樣的日用品具備，隨時可以去逛逛，有錢就選購一些回來，沒有錢則觀光一番，無人阻攔。但裏麵所有，都是人生來必需的東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則是藥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理會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動找上門去不可。”
《四庫全書》的主編紀曉嵐曾說過一句：“世間的道理與事情，都在古人的書中說盡，現在如再著述，仍超不過古人的範圍，又何必再多著述。”這話似乎說的沒錯，但細想想又覺得不對，到底真的是因為孔夫子這批人真的已經把世間的道理都說透了，還是因為後人沒有能超越孔夫子這批人的？或者說，是孔子這批人的思想禁錮了後人的思考？
漢武帝強者之音體現在了對匈奴的戰爭上。實際上，無論是漢帝國、或同時代的羅馬帝國，或者曆史上多數的農業帝國，都一直受到遊牧蠻族的威脅、侵襲，並且在世界範圍內也一直沒有一個根本的解決辦法。比較起來，也隻有積極的防禦政策結合適當的財富收買才是最有效的——其實，歐亞大陸上的遊牧蠻族在絕大多數時候並不是想完全占有一個國家——象蒙古風暴那樣的事並不多見，他們隻是受殘酷的自然-地理條件限製，而不得不用掠奪的辦法滿足生存和部分貪婪的需要，胃口往往並不大，所以相隔萬裏的漢帝國和羅馬帝國都在多數時間裏采取十分相似的辦法，即一邊防禦和一邊施以財富賄賂的模式來消除北方的威脅，如漫長的防禦城牆（羅馬帝國也有長城）、和親製度（羅馬較少，漢朝較多）、大筆的財富輸出（無論以什麼名義）。實際上，漢武帝對匈奴的討伐戰爭並沒有達到最初的消滅北方威脅的戰略目的，僅僅暫時減少了匈奴大規模入侵的威脅，其實還沒有等到漢武帝退出曆史舞台，匈奴人就已經卷土重來了，在漢武帝後期，甚至讓李廣利全軍覆沒。在漢武帝時期整個戰爭損失上付出的代價更大，即使是直接的軍事損失——士兵、物資、戰場控製地域等，漢朝的損失也是比匈奴大。
漢武帝的對匈戰爭，為後世的中原王朝下了這樣的戰爭結論：即中原國家可以通過集結大量的軍隊和長期的軍事準備，贏得短期戰術上的勝利，而不可能完全根除北方的威脅。如果說，漢武帝的這次戰爭有什麼貢獻的話，那就是他為後世做了一次代價高昂的嚐試，如果說其先祖劉邦那次討伐被圍是因為軍事準備不足，指揮不當，國力不足的話，那麼這次漢武帝就很好地證明了即使漢朝作了所有準備，也隻能取得這樣的結果了。這就是為什麼後世中原王朝就很少進行大規模的北伐的原因。漢武帝失敗的戰爭由此奠定了中原王朝對北方遊牧蠻族的基調。
破壞了政府扮演的角色和法律。漢武帝為發動對匈奴的戰爭而不得不將一個盛世的國家強硬地轉到戰時軌道上，由此而導致一係列的深遠影響。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是政府在社會中的角色改變了——黃老思想下的政府奉行的是無為而治，政府並不過多地幹涉社會經濟活動，更絕少直接參與某些經濟領域，政府隻負責完善法律、保證司法公正，即政府扮演的隻是一個沒有任何利益糾纏的裁判者、維護社會公平的守護神。而漢武帝打破了這一切，朝廷直接將鹽、鐵、酒等行業收歸官營，這樣政府直接參與了社會經濟活動，一個賽場上怎能指望一名球員既執行球員的義務又公平地執行裁判的職責呢？盡管秦始皇也曾將國家納入到戰時軌道，但那時在數百年的春秋戰國時期一直必須的，並且秦始皇治國的根本手段還是韓非子的法家，法律嚴明，而漢武帝則一手毀了朝廷不辱法律這條戒律，奉公守法這條為官基本準則就此成了一紙空文。
破壞了官吏製約機製。漢武帝對國家強製手段直接導致了官吏的權力沒有必須的製約機製。人欲在不受製約的時候總是想為所欲為。漢武帝親信的人員往往擁有莫大的權力，在漢武帝晚年的時候，人的狐疑本性導致皇帝疑心重重。人都是有懷疑意識的，這是人類和任何生物的本性，本身無可厚非，但人類的文明就是建立在兩個方麵，一是能理解自然和利用資源，二就是能用理智節製欲望。自然，我們不可能用現代民主製度要求封建社會皇帝，但漢武帝一手破壞掉了本能夠製約人欲的機製，這為中華文明在製度製約方麵的基因產生了一個缺陷，使其有效性大為降低。
政府威信和社會誠信受到破壞。我們現在都知道誠信社會是現代社會的標誌，但自秦國“商鞅變法”起，中國就已經建立了古典的誠信社會，法家治國思想是誠信社會的唯一保證。漢武帝獨尊儒術、集權、官營經濟、強製社會、和大行巫詁之術、舉報製度都等於直接在社會上用猜忌、誣陷、瀆職之風代替了原本秦、初漢時期社會的守法、誠信、公正的社會模式，搞得人人自危。
漢武帝還完成了一個循環，即從秦暴政到劉邦政變、再到文景走向繁榮盛世，再到漢武帝窮兵黷武，社會重新陷入混亂，國家再次走向低潮，從秦的暴政再到武帝的暴政，未來的中國曆史就是一直在這樣一個大循環中往複。
自然，如果說景帝之後不是劉徹繼位，而是其他一個平庸的皇帝，那文景之治可能還會繼續下去，但封建社會的製度就是人治為核心，不可能每一位皇帝都是文帝、景帝，早晚會有一位另類的皇帝成為這個國家的核心，人治的社會必然導致人性在其中發揮重大作用，所謂的封建社會其實就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人性中的感性與理智對抗的社會。所以說，我對此的評價是，劉徹本人毫無過錯，但漢武帝則既為中國社會做了偉大的戰爭嚐試，也種下了太多負麵基因，直接影響了中國文明的基調。漢朝在武帝之後就再也沒有強盛起來，等到東漢時期，漢帝國已經顯得十分衰敗，直至諸侯爭雄。這種結果也可以說直接起源於武帝。
在“貪婪是優點”的觀點支配下也有“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樣話。兩者的句麵上看，後者好像是一句激勵士兵積極向上的格言，而仔細想一下，後者與前者“貪婪是優點”這句話有本質的區別嗎？沒有人懷疑，巴頓無疑是一個好士兵，也是一位卓越的將軍，但他口無遮攔的言行，不也透露著一介武夫的心理嗎？——美國如果可以打敗德國，那麼也可以打敗蘇聯，否則將軍何處用武呢？朱可夫是個混蛋，巴頓不是嗎？拿破侖不但當了將軍，還坐了皇帝，也許歐洲曆史應該統一在一個中央政權下，但當時不會有多少人認同這種統一方式，拿破侖作為軍事家的當然是偉大，但作為政治家則不然。這是一種人性的勃興：其實拿破侖與巴頓、安然和安達信的CEO們沒什麼區別，隻是位置不同而已，都是為了人性的完美主義。
皇帝需要的是忠誠和愚蠢
科舉考試早在宋代就成了成語了——“謬種流傳”這個成語知道人不算多，成語字典解釋說，這出自《宋史·選舉誌》：“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複俾之主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謬種流傳。”俾，使的意思，繆，謬的意思，意思說，科舉考試製度早已腐敗透頂，被錄取的人其實大多沒有真才實學，以後這些人又成了主考官，結果一代不如一代，這就是謬種流傳。
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著名老外李約瑟，他寫了一本書，名叫《中國科學技術史》，很有名，因為他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在2000年裏始終處於世界科技的前沿，他為此感到迷惑不解，於是有了一個“李約瑟謎團”，就是他說的，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學技術作出過很多重要的貢獻，可是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中國發生呢？這個問題其實也就李約瑟一個人不知道，整個中國老百姓都明白怎麼回事，不過他的大作倒也嚇了中國人一跳：我們有那麼先進麼？後來中國本土科學史研究人員發現，還真是這麼回事，原本我們習以為常的一些東西原來曾經是世界領先技術呢！
以李約瑟為首的一批中國粉絲們除了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推崇備至以外，當然也要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對中國的製度進行一番研究，結果更讓他們大吃一驚，原來中國很早就已經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人才選拔機製，那就是科舉製度，於是再次讚歎不已。
李約瑟等中國粉絲們在那段時間裏對中國古代可以說頂禮膜拜，當讀到李約瑟的大作的時候，當時鬱悶的奄奄一息中國社科文人無異於注射了一支強心劑，頓時活躍起來，似乎重新找到了自信，也重新審視起中國曆史中那些驕人的成績，並且紛紛著書立說，以自豪的神情讚美老祖宗的那些玩意。
其實，李約瑟是在對比歐洲曆史的基礎上讚美中國的，拿紛亂的歐洲與大一統的中國相比本身就是一種侮辱，長期保持大一統狀態的中國擁有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並不應該讓人感到奇怪，這是應該的；李約瑟這種比較甚至也是一種歧視和侮辱，任何一個大一統大帝國都曾有過輝煌的文明，今天紛亂的大中東，在阿拉伯時期也曾保持過五、六百年的輝煌，與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唐帝國相比毫不遜色。在工業革命以前，歐洲是什麼？是偏居世界一隅的一群海盜，一群整天隻知道打群架的小醜，一群生活在肮髒世界裏的齷齪鬼，歐洲曆史上幾乎就沒有建立過像樣的高度發達的集權專製社會，別提羅馬，那隻是一個軍事帝國，除了軍事，羅馬一無是處，一個數百年的龐大帝國，竟然在文明、文化、科技上幾乎沒什麼進步，甚至都不如一個古雅典，它除了“偉大”也就沒什麼可炫耀的了。
以科舉製度為例，李約瑟實際上是在拿歐洲的貴族製度與中國的科舉製度相比，所以才得出個優秀的概念。其實，歐洲文明與中華文明有著很大的不同，歐洲是一個海洋文明，中國是一個大陸文明，兩者從根上就不是一路人。歐洲實行的是貴族製，這個貴族也與中國的貴族不同，歐洲的貴族是真正的世襲製，因此在歐洲，國王的地位要高於皇帝，因為國王是貴族的代表，是世襲的，他的權力是與生俱來的，而皇帝不過是一個最高執政官，他的權力是由元老院這樣的的貴族組織賦予的，換句話說，歐洲的所謂皇帝不過是一個代理人，其地位相當於總經理，位置雖然高，也行使權力，但實際上真正擁有實權的是董事會，由貴族組成的董事會才是真正的實權者。而中國則相反，中國是集權製，皇帝是金字塔的頂峰，是一個家天下，歐洲則沒有家天下的概念，盡管羅馬皇帝和漢帝國皇帝看起來差不多，但如果兩者見麵卻如同美國總統和俄國沙皇見麵一樣，雖然都是各自國家的元首，但俄國沙皇是集權製的元首，他是俄國的家長，而美國總統不過是一個被賦予權力的代理人。中國皇帝是中國的真正老板，整個中國都是他的私有財產，因此，雖然同樣都叫皇帝，但兩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