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確定我們的大政治，就必須先要了解這位老大在想些什麼，這樣才能對老二、老三、老四說說美國的壞話，這又是現實國際政治給我們的環境，我們不得不麵對美國霸權主義，因此我們隻能在博弈中崛起。但我們的文明中又有很多束縛我們的東西，比如儒家學說，這又是曆史給我們的壞處。
其實人就是要“鬥”才能前進，才能變得更聰明，才能不斷從低級文明進化到高級文明，這也就是人性，這條古老的法則仍然是今天的國際關係準則。
研究曆史，最大的意義就在於改變現在、預測未來。
在一本名為《我們的宇宙棲息地》書中說，“我們原來認為不因時間和空間的改變而改變的基本法則，事實上可能隻是我們宇宙中‘地方法’，而且這種可能性正在變得越來越大。現在我們逐漸發現，宇宙比我們原來認為的還要奇異。”研究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的時候，經常會發現這樣一些現象，有時候曆史就是在某個偶然的瞬間就改變了，甚至會大角度轉向，但是有時候又會發現某一個民族或者國家似乎存在一條固有的軌道，它始終在沿著這條軌道運行，直到某一個外力介入才會發生改變。就如同宇宙同樣需要精確的平衡一樣：像太陽這個恒星上的核聚變釋放能量的比率，隻有在恰好有0.7%的氫元素被轉換成了恒星的光芒，並在地球這樣的空間中，才會形成生命。“隻要這一比率出現任何微小變化，碳和其他基本的生命元素就永遠不會形成了。”曆史存在它的精妙之處，馬丁·路德、卑斯麥、威廉一世和希特勒四個人奠定了現代歐洲大陸的基本格局，而歐洲又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可以說，他們對這個世界影響深遠。但歐洲的崛起又是必然的，因為15世紀的歐洲太貧困，歐洲人急需要向外發展。
有句話叫做時勢造英雄，也有人認為是英雄造時勢。有人認為沒有第一個拿破侖也會有第二個拿破侖，但別忘了必須要有一個拿破侖，所以我覺得是這兩者的共同作用才形成了曆史。我覺得，中國已經到了一個召喚英雄的時代——崛起已成定勢，但卻需要卑斯麥、拿破侖那樣的人物。
這本書中我提到了“基地三部曲”的作者艾薩克·阿西莫夫，他有一個獲取靈感的手法，那就是隨便打開一本書，然後看到什麼就自由聯想什麼，當看到他是如此描述自己獲取靈感的方式的時候，我竟然有點激動，因為我也也是這樣，幾乎一模一樣，以前，當別人問我怎麼會有那麼多靈感、想法的時候，我還不好意思告訴他，其實我就是由一個任意的點開始，天馬行空的聯想出來一大堆的想法的，因為我覺得這樣很不嚴肅，尤其是在討論一些曆史問題、國家大事、民族大義之類很肅穆的問題的時候，我不應該是這樣胡思亂想出來的，就是這本書，其實也是這樣胡思亂想出來的，不過就是想了很多年，再加上一些邏輯串聯，就成了，不過，別指望我會道歉，以前不會，現在有了艾薩克·阿西莫夫墊底，我更不會道歉，因為我覺得我胡說八道的還是有點道理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寫完一篇文章之後，往往會客套地說自己是在“拋磚引玉”，以表明自己是謙虛的，我沒這嗜好，我也名言：我就是在拋玉引磚，我知道這肯定會招來一片磚頭，我曾寫過一本小說《雇傭兵日記：誰是獵物？》，結果被評論“見過不要臉的，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在這個不要臉的時代，我就是要以不要臉為榮——這本書中所寫的，就是我多年所想的，是我思想的精華，也就是我的“玉”，我認為很多人不如我，不如我想的透徹，不如我想的合理，所以我認為你們是“磚”。
何謂真理？亞裏士多德：“凡以不是為是，是為不是者就是假的；凡以是為是，不是為不是者就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