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備受殖民帝國侵占，但是對日本尚有餘威。直到100多年前的甲午戰爭，中國曾占據世界GDP頭把交椅至少有3000多年，甲午戰爭時，清朝的GDP還數倍於日本。難怪有人感歎道，中國超越日本不是奇跡，日本當年超越中國才是奇跡。
1871年，中日兩圍談判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是由中日雙方自願商定，權利義務對等，明確規定互不侵犯領土、互不幹涉內政，不僅是中日關係史上的第一個條約，也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的建交條約。
清朝中前期，要求西方公使如同中國藩屬國使臣一樣，向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禮，以致雙方長期以來僵持不下。1873年，清同治帝載淳大婚親政，日本大使副島固執己見，率先以三揖之禮在紫光閣覲見，西方各國於是也步日本後塵，由此改變了數千年華夏禮儀“舊製”。甲午之戰中，日本大獲全勝，一躍成為東亞霸主，並逐漸參與西方列強瓜分中國。
1871年，清朝大臣李鴻童認為：“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大患。”1889年，日本提出《征討清國策》，決心先奪朝鮮，打敗中國。
1891年，李鴻章令北洋艦隊主力開赴日本的下關、橫濱等海港示威。日軍全力偵探，還借勢誇張清軍威脅，掀起了擴張海軍軍備的狂潮，海軍軍費膨脹到國家預算41%。天皇一天一餐，節省開支，每年捐款30萬日元，皇後捐出首飾和脂粉錢，文武官員捐出薪金，百姓踴躍購買公債。
反觀北洋水師。1892年，清王朝提前兩年籌備老佛爺慈禧太後的六十大壽，戶部以萬壽慶典需籌款為由，讓海軍停購艦艇二年。慈禧太後挪用海軍軍費1300萬兩白銀，修建頤和園。李鴻章家產5000萬兩白銀。親信用300萬兩白銀購買定遠艦、鎮遠艦，貪汙60萬兩。當時宮廷半月之費，即可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之費，可購一超級主力艦，一年之費，至少可以裝備一支排行全球第六七位的海軍艦隊。英國一艘速射艦被北洋水師拒絕，日本買下，命名“吉野”，在中日海戰中發揮重要作用。十年內，北洋海軍一艦未添；艦齡老化，艦速慢，速射炮少，炮彈低劣，官兵吃喝嫖賭，素質低下。即便如此，北洋水師還號稱世界第8，遠東第1，日本海軍世界第16.
美國駐日本大使賴肖爾讚歎：“日本麵臨著占壓倒優勢的西方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威脅，這時沒有一個日本人出於個人目的而與外國人合作去反對本民族的利益。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臨著日本曾經經曆過的危機和災難，但它們的領導人卻以犧牲國民的利益為代價，在國外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日本人這樣幹過。”
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堅信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但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麵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為“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兩人有共同語言。
在西方看來，清末的中國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日本則不然，它贏得了歐美支持，被看做代表著亞洲的光明和進步，是“文明國”，而中國依然被看成是“野蠻國”，這在當時是西方社會的普遍觀感。日本將自己包裝成了一個挑戰邪惡的龐大帝國的勇士。
1889年，荒尾精向日本參謀本部遞交了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複命書》。
這份報告認為，清國的“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而中日兩國“唇齒相保、輔車相依”，在列強虎視眈眈下，清國一旦不保，日本勢將進退維艱。因此，“清國之憂即日本之憂也”，日本要先發製人。當時中國的全民腐敗，而不隻是官場腐敗，然後強調日本必須先改造中國，才能團結中國對抗西方。
甲午戰爭前後，宗方小太郎在《中國大勢之傾向》中深入分析了中國的腐敗問題是何等嚴重。清政府年財政收入僅有9000萬兩銀子左右，民間實際稅賦是此表麵歲入額之4倍，但是“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