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次被強大對手打敗後，就對敵人尊敬倍增，加速學習，設法超過。7世紀，被唐朝打敗，引發遣唐使浪潮；19世紀，在西方圍打麵前，開始明洽維新，文明開化。二戰時，騎自行車作戰的“銀輪部隊”看到美軍吉普車歎道：“怪不得我們戰敗了！”敗軍之將山下奉文回答美國記者日本失敗的原因說“科學”。美國《時代》周刊刊登一幅東京廢墟的照片，文字是“沒有技術的民族的末日”，深深地剌痛了日本人。當時一台美國機車巨大鐵鏟清理廢墟一天可幹一千個勞動力三天幹的工作；盤尼西林、滴滴涕、巧克力、奶酪、黃油也令少見多怪的日本人感到稀罕。
中日發展的認識一定程度上來源於對戰爭的理解。固然中國人認為“小米加步槍”戰勝日本，但日本人認為這不是自己失敗的原因。他們認為來自空中無休止的轟炸使他們感到必須屈服。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武器再精良，人們不會用也是廢銅爛鐵。但武器精良可以大大減少人員傷亡，八路軍也使用大炮等重武器。而技術設備先進也可提高勞動生產率，使人從工業奴隸中解放出來。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化建設並不是滿頭大汗，揮鎬掄鍬，雙手血泡，而是在溫馨如春的工廠、辦公室裏操縱電腦和電鈕來駕馭機器。中國建設者一度在心中積澱著農耕社會的情調，憑感覺，想當然，無視客觀規律，把人的主觀能動性誇大到無所不能的地步。一方麵說“落後就要挨打”，一方麵又大批“唯生產力論”和學術骨幹，特別是“文革”十年浩劫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損失。
麥克阿瑟作為占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使日本擺脫天皇集權的封建專製，清除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確立民主製度，製定新憲法，建立資產階級政治體製，打破財閥過度集中和壟斷，進行土地改革、教育改革。
1956年，日本《經濟白皮書》稱，“世界上兩種體製的對峙已經從核武器的競爭轉向和平競爭，所謂和平競賽就是經濟增長率的鬥爭，就是提高生產率的競賽”，“我們必須盡快地使自己適應世界上日新月異的技術以及不斷變化的世界環境。如果忽視這一點，我們同先進國家之間在質量管理、技術水平上的差距將會越來越大，而且同那些按照長期計劃發展本國工業化的後進國之間，在工業的數量上的差距將會逐漸縮小”。同年，日本出口增長24%，GNP增長10%，國際收支平衡，大米自給，向世界宣告：“日本已經告別戰後初期了。”
有人曾斷言，廣島幾百年寸草不生。詩人說：“這是一座死城，太陽也沉默在地下。”但轟炸幾個月後，劫後餘生的小草破土而出，夾竹桃、矢車菊也綻開了鮮花，給人們帶來了生存的希望。廣島地表60厘米的土從外地運來。廣島發展速度始終超過日本平均發展速度，建成世界十大汽車廠、造船廠和鋼鐵廠——馬自達、石川島播磨和福山。廣島產值6倍於南京，人口不到南京的1/5.前13屆亞運會有12屆是在各國首都舉辦的，隻有廣島一個地方性城市舉辦過亞運會，況且自籌資金，而北京亞運會資金由全國籌集。
新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恢複國民經濟，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勝利。然而隨著“反右”、“大躍進”運動的開展，要畢其功於一役，“超英趕美”。沒學會走路，就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恨不得一個早晨就把中國所有的落後一腳踢開，但欲速則不達，不進則退，使國民經濟造成了慘重損失。彭德懷說：“過去我們研究打仗是下了功夫的，就是搞建設這方麵學習沒有接上氣。”日本人說：“革命遺產存中國已被耗盡，中國不再是能給日本的現狀與未來提供理念指針的國家，隻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已。”
毛澤東說落後就要挨打。1963年9月，他指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們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中國軍事上落後挨過打，即使當今落後也未必會存軍事上挨打，但是經濟上落後挨打正在進行，依然是弱肉強食的法則，必然被爭奪生存空間、市場資源。
舊殖民主義主要是對物的掠奪，新殖民主義是對人的勞動掠奪，後殖民主義主要是對精神的改造，物化的高技術消費迎合消費者的需求，並逐步摧毀落後國家民族獨立、主權意識，實現靈魂的奴隸化和附庸化。霸權主義新樣式武器為彙兌貶值、商品傾銷、關稅壁壘、技術封鎖、經濟製裁、援助附加政治條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