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長時問實行計劃經濟體製，把其奉為無上法寶，而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的特征之一，結果步入發展誤區。
1992年，中國開始實行市場經濟，但並不表明計劃經濟一無是處，唯有市場經濟是靈丹妙藥。日本也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取得成功。從1955年編製第一個指導性經濟計劃至今至少13個，如20世紀60年代國民收入倍增計劃、70年代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經濟增長、就業、穩定、物價主要目標都得到實現。美國學者沃格爾認為：“日本政府在建立同重要產業合作的體製方麵，取得了比社會主義國家大得多的成就”。
日本注意通過政府權威協調經濟的作用。政府製定中長期計劃、年度計劃、國土開發及地區開發計劃，並且在不同時期不同經濟發展階段，製定相應的產業政策，每個階段都有明確目標，不斷推動產業升級和結構轉換，使經濟持續高速發展。
政府製定計劃前，由首相向經濟審議會谘詢，並廣泛吸收各界人士意見，讓他們直接參與計劃編製，集思廣益。經濟審議會的成員由企業集團代表、大學教授以及退休的政府高級官僚組成，對計劃和重大經濟政策是否可行進行調查論證，然後將意見交給經濟企劃廳，經濟企劃廳擬定計劃草案，提交內閣會議通過後予以公布，從而保證了科學性和協調性，目標顯得實事求是。曆屆首相也與財界首腦舉行親睦會，互相交流。法律法令和執法機構維持國家機構和各種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轉，小至政府新設一個課室，增加一個人員，都有明確規定，首相也無權隨意裁增。政府圍繞經濟轉，即使出現政黨分爭、政府危機、權力真空等問題，政府部門、公務員也照常工作，經濟照常運轉，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1979年11月，自民黨圍繞眾議院選舉失敗，展開激烈派係鬥爭，出現近一個月“政治空白”狀態，也並未影響到經濟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高校的經濟學教師常聽到國家領導人的經濟問題報告，但後來知識貶值，經濟學被視為“資產階級思想”、“異端”而廣受批判，對經驗主義、極左路線卻奉為至寶，忠諫者被迫害，實行政府機構包辦的封閉式編製計劃方法產生諸多弊端。改革開放後，經濟由偏重於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轉到主要運用經濟政策、經濟杠杆、經濟法規，進行間接調控，將計劃製定實施過程變成綜合研究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的過程，以保證計劃科學準確實施。
在實行市場經濟國家中，口本政府的經濟管理行為是對市場機製破壞程度最低的。政府通過行業協會等經濟團體對國營企業發展進行調解和節製，扶植重點行業、民營企業，代表企業利益，充當企業和政府間的橋梁。經濟計劃隻預測增長率、物價水平、國際收支，不規定企業生產的品種和數量。
中國長期資源配置方式按行政指令進行全社會指標、投資、物資生產項目的指定，協調了社會整體利益，但是“大政府小社會”，導致政企不分、政府機關龐大、官僚作風嚴重、權錢交易盛行，限製了經濟活力。目前在市場經濟中，也在運用市場機製、價值規律，合理拉開差距，以刺激效率。
日本政府對企業沒有命令權，隻當幫手不當家，企業居於製約和主導地位。政治家選舉費用由企業募捐，因此當選後也能為企業服務。通產省推進企業合作、產業政策，組成巨大的“日本股份公司”。因此日本對微觀層放得開，集中宏觀調控，適應發達的市場經濟需要。中國政府直接管理企業，企業無自主權，無法根據市場需要從事經營。
二戰後初期，日本實行“傾斜生產方式”，把有限的原料、能源和資金投入到煤炭和鋼鐵兩大產業，並擴大、帶動電力、化肥、運輸等產業，推動整個工礦業發展。
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采取貿易立國戰略，出口中輕工業品占半數。日本逐步認識到落後國家也將生產出口同樣的輕工業品，對日本構成威肋，因此日本就改變出口結構，集中生產高附加值的、隻有日本才能製造的產品，並有優良的質量、式樣、包裝、售後服務，從而帶動工業現代化和出口。
日本重工業為其他產業部門提供了物質基礎，帶動國民經濟各部門迅速發展，從而形成了整個社會再生產的良性循環和整個經濟高速增長的機製。中國片麵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卻欲速則不達，造成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未能很好遵循各部門互相促進製約的規律，被交通和能源問題所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