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詩集》以音樂曲調分類著錄詩歌﹐對一些古辭業已亡佚﹐而其曲調對後人有過影響的樂曲﹐都作了說明。如“漢橫吹曲”中的《梅花落》﹑ “雜曲歌辭”中的《行路難》﹐都隻有鮑照的擬作為最早﹐但編者仍把《梅花落》歸入 “漢橫吹曲”﹐並在《行路難》的說明中引證了《陳武別傳》﹐指出這個曲調在魏晉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說明它早在漢代可能已經產生。它反映了民歌對文人詩的影響﹐以及音樂和詩歌的關係﹐對各種樂曲的相同題目﹐它指出了前代樂曲與後代樂曲的繼承關係。
如“梁鼓角橫吹曲”中的《黃淡思》﹐編者就引用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認為即“漢橫吹曲”的《黃覃子》。
《樂府詩集》對各類樂曲的起源﹑性質及演唱時所使用的樂器等都作了較詳的介紹和說明。書中這些說明徵引了許多業已散佚的著作﹐如劉宋張永的《元嘉正聲伎錄》﹑南齊王僧虔的《伎錄》﹑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等書﹐使許多珍貴的史料得以保存。這對文學史和音樂史的研究都有極重要的價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於傳聞﹐未可信從。
《樂府詩集》也存在較多的缺點。現在列舉幾個：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就曾指出本書把某些文人詩列入樂府題目之中不大恰當。此外﹐由於它重在曲調﹐因此所錄歌辭往往和關於曲調的敘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辭中的《水調歌》﹐編者認為是隋煬帝遊江都時製﹐而書中所錄“唐曲”﹐並未注明作者。其實這些曲辭﹐恐怕是雜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顯然是杜甫的詩。
關於此書的分類﹐近代學者也曾有過爭論﹐如書中的相和歌辭和清商曲辭的界線﹐梁啟超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曆史》中認為“清商”乃漢魏時的“清商三調”﹐郭茂倩把“吳聲歌”﹑ “西曲歌”稱為“清商曲辭”﹐而把漢魏的“清商三調”歸入“相和歌辭”是承襲了南宋鄭樵《通誌》之誤。黃節不同意梁說﹐他認為漢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晉“清商三調”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於隋唐以後﹐魏晉“清商曲”的曲調亦已不傳﹐所以鄭樵所列“清商”﹐隻錄晉以後的南方民歌（《〈宋書 ·樂誌〉相和與清商三調歌詩為鄭樵〈通誌 ·樂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調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論清商曲書》）。
《樂府詩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閣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叢刊》影印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殘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舊抄本配補。今通用 1980年中華書局標點校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