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魚》是穆爾創作的以水中生物命名的一首長詩。但是這首詩講述的並非是海底生物，而是對於火山的描述。穆爾曾在1922年和1923年兩次到西雅圖西南麵54英裏的巨大地層火山——雷尼爾山（Mountain Rainer）旅行。由於山峰上終年的積雪和冰川，使得整個山看起來像一個巨大的章魚。這首詩歌頗為晦澀，充滿了隱喻。這首詩可以視為對於艾略特著名長詩《荒原》的致敬。
在《荒原》中，艾略特大篇幅地引用了人類學著作《金枝》，在詩中還能找到對奧古斯丁、荷馬、莎士比亞、法國象征主義代表人物波德萊爾的作品的引用。艾略特也在詩歌中模仿了人物對白。這些特性在穆爾的《章魚》這首詩歌中找到了共鳴。穆爾的引語源自雜誌、旅遊手冊、文學作品，甚至是來自母親或哥哥的說話，這些聲音展現了從各個維度拓展了詩性語言的可能。
不同於H.D.、Djuna Barnes和Gertrude Stein這些旗幟鮮明的女性主義作家，穆爾並未遠離故土，自我流放。她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美國，她之所以成為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最有威望的評論家之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她與艾略特之間一直保持著的師生關係。
從1934年到1964年艾略特逝世，艾略特和穆爾一直保持著通信。他們之間的師生關係是在20年代至30年代發展起來的。正是那個時候穆爾進入了現代派詩人的圈子：成為一個有作品出版的詩人，並且擔任了發行量最大的現代主義刊物《日晷》的編輯。艾略特和穆爾對彼此的作品感興趣始於1910年代中期。從1922年《荒原》發表後，艾略特的影響力變大，對於穆爾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艾略特為穆爾1935年出版的《詩選》所寫的序言對幫助穆爾奠定其文學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艾略特的評論被視為理解穆爾詩歌的基礎。艾略特和穆爾之間的師生關係更像是父親——女兒的關係。在一封信中，艾略特說穆爾是“one of the strangest children I have ever had anything to do with”，穆爾在回信時將艾略特稱為“Strangest Parents”。
1935到1937年之間，19種英語刊物對穆爾的《詩選》進行了評論，其中有15種刊物在評論時引用了艾略特為《詩選》所作的序言。隻有兩篇未引用艾略特的評論，但是在其中一篇由當時還很年輕的詩學理論家F.R.Leavis所給出在評論提到“ 那些忽視艾略特所著序言的人是無法看到穆爾詩歌的閃光點的”。華萊士·斯蒂文斯在《一位舉足重輕的詩人》（A poet that Matter）一文中也提到艾略特對於穆爾詩歌“真”和“敏感”的評論。由此可見艾略特的評論對於穆爾詩歌的重要性。
然而穆爾的詩歌對於許多讀者而言都是晦澀的，Louis Gilmore在評述艾略特和穆爾之間的關係時指出：“如果瑪麗安·穆爾小姐對T.S.艾略特先生未心存感激，……對1924年給她頒獎的《日晷》編輯社未心存感激，她就不是個感恩的人。要是沒有幫助，《觀察》要找到出版商都困難。”這也可以看出部分評論人對於穆爾詩歌的真正觀點。因此不得不說艾略特在序言中所提到的“對我們同時代的作品我們了解甚少”是非常貼切的。因此畢曉普多年後因為在圖書館找《觀察》未果，最後在圖書管理員的促成下與穆爾見麵，可以視為文壇惺惺相惜的軼事。而畢曉普在詩壇上的成就也表現出她就是艾略特所指的了解同時代作品的少數彌足珍貴的讀者。
艾略特之於穆爾，正如龐德之於艾略特。《荒原》出版時，艾略特注明：“獻給埃茲拉·龐德最卓越的匠人。”因為龐德對艾略特有知遇之恩，並為《荒原》的寫作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
美國文壇在20世紀初掀起了一場新詩運動，即詩歌複興運動。它是以1912年哈麗特·蒙羅在芝加哥創辦《詩刊》（Poetry）雜誌為標誌的。龐德被邀請擔任《詩刊》的海外編輯。艾略特在美國詩人康拉德·艾肯引薦下，認識了《詩刊》雜誌的海外主編龐德。在讀過了艾略特的《J.阿爾弗雷德·普羅弗洛克德情歌》之後，龐德評價說：“他是我聽說過的唯一一位為寫作做好了充分準備的美國人，實際上，他完全是憑借著自我訓練而使自己現代化的。”
龐德熱情地將艾略特介紹給英國文學界，使得艾略特逐漸成名。在龐德的幫助下，《詩刊》於1915年刊登了艾略特的詩歌。艾略特的第一部詩集《普羅弗洛克德情歌及其他觀感》也於1917年出版。龐德曾不無自豪地說:“多少可以說是我發現了艾略特。”因此可以看到艾略特和龐德之間的師生關係。
龐德指導艾略特對《荒原》的修改也體現了龐德的詩學觀點。一、艾略特將序言從援引康拉德《黑暗的心》改為援引古羅馬諷刺家佩特羅尼斯所著的《風流韻事記》裏的一段話，從中可以看到崇尚將古典和現代相結合，正是基於此，我們才在荒原的序言中看到了西比爾的傳說。二、龐德對《火誡》、《水裏的死亡》和《雷霆的話》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刪減。經過修改的詩歌顯得更為簡明冷靜。說明龐德追求簡潔的措詞，認為詩歌需要有節製。
和龐德、艾略特一樣，穆爾對中國古典文化感興趣。可以非常有趣地看到龐德的傳統由艾略特繼承，而艾略特又影響了穆爾，穆爾又是畢曉普的導師。西方文學傳統就在書信和彼此的詩歌關照中延續下來。1922年10月，艾略特的《荒原》在《日晷》上發表標誌著新詩運動的充分成熟。關於新詩運動與中國古典詩歌的關係，新詩運動中的許多詩人都有所論述。（對於作為最傑出的“新詩人”之一的瑪麗安·穆爾“新詩”似乎是作為日本詩或者不如說是中國詩的一個強化形式而存在的，雖然單獨的（specific）、更持久的對中國詩的興趣來得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