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畢曉普出生於20世紀早期，因其作品大多創作於二戰後，故常被認為是“中間代詩人”；但此界定主要局限於各選本中畢曉普的部分作品，因而有失偏頗。就本質而言，畢曉普詩歌創作的主要特征是“非個人化，冷靜克製與反自白”。她以詩集《北方和南方》一舉成名，獲得過普利策詩歌獎、國家圖書獎以及美國圖書評論獎，並曾在哈佛大學任教，被認為是天才詩人。事實上，在美國畢曉普一直遊離於學術和文學圈之外，直到去世前的幾年這種情況才得以改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畢曉普對自己私生活所持有的不同尋常的緘默態度。正如詹姆斯描述的那樣：畢曉普將自己陷於“一生對普通女人的謙遜地模仿中” 。
畢曉普擅長通過對事物精致的刻畫傳遞對於生活的獨特經驗，在她筆下描寫了不少古怪的生物，例如《磯鷂》、《犰狳》、《粉紅狗》；同時她也用孩子獨特的視角觀察生活，例如《在候診室》、《禮貌》、《六節詩》等。每一種看似孤立的經驗都投射出詩人身份的錯位，這種錯位使得畢曉普在詩歌中所反映出的“非個人化”、“精確”與“直接”都隻是一種對於真實狀態的虛構。畢曉普暗示了在創作中“割裂生活與藝術的困難” ，在承認二者間的糾纏不斷的關係上，她進一步指出“了解詩人作品的真正途徑就是了解他的生活與工作” 詩人正是通過這種詩歌中的虛構來發現和重構現實。
在談及性別與寫作的關係時，畢曉普評論道：“女性的經曆更加有限，但是那真沒什麼關係，譬如狄金森。正如人們常說的：‘畢竟你隻需做你能做的。’” 對於畢曉普而言，“隻需做你能做的”意味著對詩歌語言的不懈探索和對技藝日臻完美的追求。在詩歌中，畢曉普的描寫通常是坦率的，但是看似直白的語言下恰恰隱藏了作者的“不直白”，歸根結底，這種直白體現的是畢曉普對母性身份的恐懼與逃避，這恰恰表現出詩人對於自身女性身份的不認同。
近年的研究對“畢曉普的性別意識”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但總體來說，囿於種種原因，批評家們仍不太願過多涉足此問題。在長期的詩歌創作中，畢曉普一直對自己的同性傾向保持沉默，但若要深刻理解畢曉普的詩歌，這一點是我們無法躲避的。
在畢曉普的很多詩歌中都表現了對於母性身份的恐懼，當“母親”這個詞語出現在詩歌中時，與之相聯係的往往是失落、痛苦、凶惡以及醜陋，這與一般文學作品中的母親形象相抵觸。
畢曉普對於母性身份的恐懼和逃避從根本上說，來源於她童年所受的精神創傷。畢曉普的父親在她僅八個月大的時候突然去世，她的母親格魯特由於悲傷過度，神經出現疾病。五歲那年，格魯特的病情失去了控製，有一天晚上，她手裏握著一把利刀，躡手躡腳地走到女兒的床邊。格魯特最終被送入精神病院。畢曉普自從五歲後就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起初是大人們不讓去，後來是自己不敢去，等到有能力做出判斷，母親卻已經過世了，由此可知，“母親”在畢曉普的成長過程中的缺位是畢曉普童年精神創傷的根源。
在畢曉普創作的詩歌中，“母親”常常是缺席的。這種缺席表現在兩方麵，一方麵是現實中母親的缺席，詩歌中陪伴“我”的常常是“姨媽”、“祖父”和“祖母”，但是從來沒有直接提及過“母親”；另一方麵則是精神上母親的缺席。《在候診室裏》一詩近乎完美地呈現了“母親”在現實與精神上的雙重缺席。
在這首詩中，畢曉普側重於對小女孩心理的描述更甚於對事物的精準刻畫。詩歌講述的是不到七歲的小女孩陪同姨媽去看牙醫，自己獨自在候診室等候。因為是冬天，天色黯淡得很早，傍晚天快黑了，候診室是喧囂而潮濕的，“黑得早，候診室裏/全是大人/保暖套鞋和大衣，/燈和雜誌。”詩中的小女孩是早慧的，她不到七歲，卻已經識字，在“邊等邊讀/那本《國家地理》”。借助地理雜誌上的圖片，畢曉普將小女孩的性別意識發掘並表現出來。
首先出現的是“火山”的意象。火山是容器狀的，這是一個趨向於陰性的意象。然而“火山內部/黑黑的，而且堆滿灰”，接下來小女孩看到了悚然的圖片：
一個死人吊在杆子上
——“人肉”，船長說。
尖腦袋的嬰兒
用繩子一圈一圈紮緊；
裸身黑女人，脖子
像是燈泡卡口
一圈又一圈纏著金屬線。
她們的胸房都很嚇人。
我就這樣一直翻過去
我羞得不敢停下來。
“乳房”和“嬰孩”是母性身份最清晰直白的代表，而小女孩在地理雜誌中看到的則是駭人的裸露著乳房的母親，而嬰兒的形象也是可怖的“尖腦袋的嬰兒/用繩子一圈一圈紮緊”。圖畫讓女孩感到羞恥，而通過急速的閱讀來舒緩內心的緊張和恥辱感。正當小女孩心情緊張而複雜時，“突然，從裏麵傳來/“噢”的一聲痛苦的叫喊”/——康歇蘿姨媽的聲音——”此刻姨媽因為牙齒的痛楚而發出的聲音與視覺圖像夾雜在一起，加強了女孩子對雜誌中圖畫的印象。
整首詩並未提及“母親”。“姨媽”成為小女孩心中女性形象的代表，然而小女孩眼中的“姨媽”卻是愚蠢而瑣碎的：“即便我知道她是個/傻裏傻氣害羞的女人/我也一點不驚奇”。《國家地理》中裸露的受傷的女性形象和姨媽愚蠢的女人形象糅合在一起，構成了女孩心目中對於女性的總體印象，這個形象和人們概念中的母親的形象是背道而馳的，她“嚇人”、“裸體”、“傻氣”。讓女孩惶恐不安的是“我本該發窘，/卻沒有。讓我/十分驚訝的/倒是我：/我嘴巴裏的聲音。/連想都不用想/我就是我那個傻氣的姨媽，/我——我們——正在落下，落下，/我們的眼睛粘到《國家地理》的封麵上”。小女孩感覺到自己也不可抗拒地會成為這些女性中的一個，並和她們享有共同的命運：“但我能感覺到：你就是我，/你就是伊麗莎白，/你就是她們中的一員。”這使得她對即將到來的七歲生日感到恐懼，從內心裏拒絕自己成長為一個女人。正如詩中所寫：
為什麼我應是我的姨媽，
是我，或是另外一個人？
有什麼相似之處——
靴子、手、那熟悉的聲音
我感覺到它在我的喉嚨裏，甚至
那《國家地理》
以及那可怕的下垂的胸房——
是否把我們聯係在一起
或者把我們變成一個人？
詩中提到的時間是1918年，這正是一戰期間。戰爭、寒冷、暗夜、痛苦的呻吟、裸露的乳房，這一切使得女孩感覺自己逐漸無法挽回的下沉。在這首詩中，“女性”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她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形象和宿命，詩中的小女孩抗拒著成為其中的一員。詩歌中所提及到的“嬰兒”和“母親”都是死亡的，這折射出在精神上和現實中，母親角色的缺席給畢曉普帶來的精神傷害。和畢曉普一樣，詩中的小女孩的名字也是“伊麗莎白”，這充分說明小女孩原型就是詩人自己，因此這首詩可視為畢曉普對自己性別意識的覺醒以及隨之而來的逃避心理的最真實記錄。
《權威問題》一書中提到：“曆經幾個世紀的文學，男性作家夢想的完美女性總是像天使一樣，或是成為一種物化了的藝術，或者是一個聖人……她得以成為天使般得女人的原因在於，她對於自我的放棄，對於個人享受和欲望的全部或部分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