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1年到1996年的16年間，民間投資增長速度（1989年和1990年除外）都是在兩位數的水平上。但是，從1994年到1998年，民間投資出現了一路下滑的趨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年政府開始加大投資力度的情況下，國有投資上去了，增長19.5%，而民間投資並未被相應啟動，隻增長8%，其中集體投資甚至出現負增長（3.5%）。1999年以來民間投資仍處於低速增長。在目前消費拉動不足和外商投資乏力的情況下，需采取相應措施，把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與增加民間投資有機結合起來，提高政府投資的乘數效應，這對深化改革、拉動經濟增長和緩解就業壓力都是十分有利的。
目前，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製度環境比過去要寬鬆得多，但為什麼民間投資出現了增幅下降的趨勢，特別是1997年和1998年下降還十分明顯呢？對此，各有關方麵都在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從我們調查歸納各方麵情況看，民間投資增速下降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
一是總體需求不足，民間投資難以找到熱點。自80年代以來，民間投資主要集中在加工和餐飲等服務領域，如食品、建材、家具、服裝、紡織、工藝品等。這些領域放開較早，在技術、資金和管理等方麵的門檻和條件都相對較低。而目前這些行業均已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態，民間資本在這些領域已很難找到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同時，就我國目前情況看，絕大多數民間資本還不具備進入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條件。1998年，國家重點投資的6個領域，預期收益不高，資金回收期長，民間資本也缺乏進入的衝動。另一方麵，在一些國有資本需要退出的領域，民間資本則退得更快。這種現象既反映了民間資本適應市場供求關係變化的能力在逐步增強，同時也反映出目前我國經濟整體需求不足的實際情況。
二是產業準入政策方麵存在障礙。多年來，許多領域禁止民間資本進入，甚至有些鼓勵外資進入的領域卻不允許國內民間資本進入。據廣東省東莞市反映，在東莞的80餘種社會行業中，國有資本進入的有72種，外資進入的有62種，而準許國內民間資本進入的隻有41種。國家有些亟需加大投資和加快發展的領域，由於傳統投資“分工”觀念、部門行業壟斷和其他歧視性準入政策的存在，使得民間資本難以進入。如教育、醫療、城市公用設施、城市改造等投資，從總體上看，基本上是由政府投資包攬，經營由行業壟斷。有些項目雖然允許民間資本進入，但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競爭。同時，國有單位與民營企業爭利的現象也比較嚴重。有些國有部門總是把利大的留給自己，把利小的甩給民營企業。還有的領域由於審批程序複雜、進入條件苛刻、門檻過高而使得民間資本難於進入。
如在自營進出口權的審批方麵，把條件定在注冊資本和淨資產均為850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政策建議萬元人民幣以上（國有企業是500萬元，內地國企是400萬元），至今隻批準160多家。很多民營企業反映門檻太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那些有國際信譽、產品也有國際市場的民營企業發展對外貿易。
三是民間投資的籌資渠道少而不暢。長期以來，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50%～60%靠自籌，國內貸款、利用外資各隻占15%左右，來自國家預算的投資不到1%。國有銀行給民營企業貸款過去就很少，現在則更加謹慎，這種情況在內地較為明顯。這是兩方麵造成的：一方麵，由於銀行的風險責任加大；另一方麵，民營企業資本金少，可抵押財產少，也難於找到擔保者，這些自身存在的問題也給貸款增加了難度。從直接融資看，企業內部職工集資和社會集資，曾是民營企業籌資的一條主要渠道（也有亂集資的問題），經過近些年的整頓，原有的渠道關閉了，但與中小企業發展相配套的融資體係還沒有建立起來，而能夠發債和股票上市的民營企業又極少。所有這些因素都嚴重製約著民間投資的發展。相反，由於多種原因，民營企業一些資本作為儲蓄進入銀行，更造成銀行存款劇增。
四是有些稅收政策抑製了民間投資的發展。前幾年，我國的宏觀體製和政策主要是為了防止通貸膨脹，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目前稅收體製仍按抑製投資型設計，基本建設要征收投資方向調節稅（國務院已決定1999年停征一部分行業，2000年取消此稅種），這必將加大投資成本，降低預期收益率。另外，對私營企業除了征收企業所得稅外，稅後利潤不論是作為紅利分配，還是用於擴大再生產，均要交納20%的個人所得稅，這也不利於私營企業的投資活動。1999年3月有關部門出台的《企業技術開發費稅前扣除管理辦法》中規定，國有和集體工業企業發生的技術開發費比上年實際增長10%以上的，允許再按技術開發費實際發生額的50%，抵扣當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這又沒有把私營企業包括在內，造成不公平競爭。現在大的經濟環境變了，現行的有關稅收政策沒有及時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刺激投資的政策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