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德治國
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特色是價值化，即價值的建構，其治理方略是“以德治國”。我們已經深刻認識到，國家治理製度的屹立並不必然帶來國家的良治，因為製度的屹立還涉及一個價值化問題。由於國家治理不僅包括對社會的治理即所謂的“治民”，更包括對政府（行政）的治理即所謂的“治政”或“治官”。因此，製度屹立的價值化問題必然涉及：（1）我們所屹立製度是個什麼性質的製度？（2）這個製度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目標是什麼？（3）這個製度要反映一種怎樣的利益關係？（4）這個製度的運行所要遵循的基本實踐精神和道德準則是什麼？（5）製度運作者以怎樣的道德規範和政治品格保證這個製度合目的地運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在前文闡釋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的道德邏輯時，就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
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道德。因為，隻有這樣的政德，才能反映這個國家的治理製度的性質、目標和原則，才可能樹立起治理的權威性、強製性（對治權運作者的強製）、責任性，因之才體現出國家治理的權能。況且，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是以社會道德，甚至個人私德來衡量和要求製度中的人的，製度中的人一旦有什麼腐敗違法的行為，往往被指認為個人道德上的敗壞。其實，一些腐敗分子的個人道德也並不見得壞，反倒是社會所倡導的德行與製度所實際需要的德行並不是同一回事。製度是製度中的人直接交往的媒介，一旦社會道德對製度中的人選擇與製度相適應的行為構不成任何約束時，符合製度規則的行為就被人們（尤其是製度中的人們）認為是可接受和遵循的行為，久而久之，製度就會衍生出一種與之相適應的“道德”或者說“規則”（有時是“潛規則”），並在實質上替代社會所倡導的道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政德”的導向和規約，那麼我們倡導的“以德治國”的國家治理方略就可能在這個關鍵環節上失效。
因此，“以德治國”之“德”不僅體現為社會道德，更主要地應當體現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德”。這個“政德”包括：樹立共產主義的信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信心；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基本原則；勤政為民的道德信念、廉潔奉公的道德責任、公正無私的道德作風、務實創新的道德品格。如前文所論述的，“政德”建設最重要的是抓住國家治理的製度與國家治權運作者這兩個基本因素。在製度方麵，必須把社會主義“政德”貫徹到國家治理製度的製定、執行、遵守和適用的各個製度環節中去，使國家的製度化治理建立在社會主義“政德”的基礎上。在權力運作者方麵，不僅要把社會主義“政德”作為衡量和考評國家治權的運作者的基本標準，而且還要把“政德”在治理實踐中的貫徹運用作為國家治權運作者的一項基本素質。
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態下，“政德”建設是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特色，是中國確立並推行以德治國方略的重要內容。而政黨作為社會主義“政德”建設的主導力量和主要推動者，在新的世紀麵前以社會的眼界和全球的視界來觀照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德治”，有效地防止了國家治理價值的民族狹隘化和政治狹隘化（泛政治化）。一方麵，把先進的執政理念與國家和社會的科學發展結合起來，把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作出貢獻聯係起來；另一方麵，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價值與中國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有機結合起來，將中國社會政治發展與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結合起來，極大地豐富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德治”方略，為中國的國家治理和人類進步提供了有意義的價值、理論和思想。
3.治國必先治黨
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的優勢是有效性，即通過政黨的治理實現“製度”、“價值”與“效率”三者的有機統一，其治理方略是“治國必先治黨”。
“治國必先治黨”之謂一種國家治理方略或具有國家治理方略的地位，原因有三個方麵：一是黨和黨政幹部在人民群眾中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既可立威於黨又能取信於民；二是在政黨治理國家的框架下，政黨是連接和推動國家治理的製度化、有效性和價值性的中介和動力，是實現三者有機統一的關鍵環節；尤其重要的是第三方麵，黨的領導和執政對“法治”與“德治”兩個方略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黨依據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的思想、原則以及當代中國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實際，確立的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兩個基本方略。這兩個基本方略的提出、貫徹和實施，其邏輯的焦點必然要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易言之，黨以自身的領導和執政的雙重角色和權威，確立、推動和實施各種治國方略，但在實踐中這些方略能不能得到落實，能不能起到治理國家的作用，主要還要看黨自身。這就在邏輯上提出了另一個關鍵問題，即黨自身的治理問題。治國必先治黨，而且治黨必須從嚴。從嚴治黨，不僅要嚴格黨的組織性、紀律性，嚴格黨的思想、黨的作風，而且還要依法治黨。所以，依法治黨是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和邏輯延伸。江澤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從嚴”的，所以，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實踐上，“治黨”都具有國家治理方略的地位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