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香港董啟章的《安卓珍尼》（他是在台灣的文學獎奪獎而引起注視），敘事聲音的陰性性別乃至人格分裂，背景延展一種人類曆史已遠離的“物種起源”的異質、淡漠“女孩脫離父係秩序（社會倫理的性別暴力）漂浮成獨立的陰性文明史”。賴香吟的《霧中風景》，受創的畫麵，安哲羅普洛斯式的，人在其中何其渺小的孤寂荒原。最後一個說話者，或是馬華小說代表人物黃錦樹的《魚骸》（其實他要到幾年後的《刻背》這部駭人的小說才真正處理，“一部離散的南方華人流浪者之歌：文體即魂體”，一如猶太人上千年的意第緒秘傳怪誕，要求後輩記得的“時間意義上已滅族”，無文學史可框格擺放的，背了太多代故事的少年）。
或是我在二十五六歲間的處女作《手槍王》裏的一些被貼上“後設小說”的，麵目模糊、流離失所、斷肢殘骸的變態少年。
還有成英姝的《公主徹夜未眠》，裏頭那些在不同短篇章節，如在一個共同夢境迷宮不同房間各自遊晃，偶遇時不知前頭什麼事已發生過的貝克特式人物。或是顏忠賢的《老天使俱樂部》，不是《哈劄爾辭典》體，不是昆德拉的《誤解小辭典》，而是像編纂一本虛空中不存在的“老天使學”（在還沒有日本動漫“火影忍者”的年代之前），他使用這樣像一本一人雜誌不同作者（建築師、偽電影導演、偽詩人、偽記者……）以唐卡形式層層編織這樣一本“老天使們的前傳”。
那於我是一個，同伴們（大約都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歲）如整群白鳥在一種對小說冒險充滿遠眺激情的於藍天飛翔的整幅記憶畫麵。我們後來被稱為“內向世代”。似乎這批台灣六○後的年輕小說家群，在政治解嚴、文化的現實位標因媒體開放，因洶湧竄出的專家語言而立體縱深。年輕的小說家們已到了台灣現代小說語言實驗的第三代了（在我們前代的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李永平、張貴興、李渝、舞鶴……），他們的作品，似乎已將中文現代主義的語言實驗，推到一個成熟且貪婪連接上卡爾維諾、波赫斯、艾可……這些如萬花筒如迷宮，小說如連接世界不同語境之觀看方法論的“大航海時代”，你可以透過小說的虛構、賦格、飛行設計圖或類似一座大教堂的繁麗建築……你可以出航到人類心靈海洋的任何百慕達，捕撈任何一迷蹤、裹脅了神秘、失落存在意義的白鯨。
問題是，回頭觀看當時的我們，這批處於九○年代台灣六○後的年輕小說家群，你會發現，他們動員了更精微的顯影術，更微物之神的靜室裏的時光踟躕、更敏感的纖毛和觸須……卻都像是如此專注卻又無能為力地想探勘“我是誰”——那個大曆史圖卷已無法激起說故事熱情；“我”，像被摘掉耳朵半規管的醫學院實驗課的鴿子。那樣的自畫像，通常已是一張殘缺的臉。
這是我在時移事往，二十年後，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在北京出版，我想提醒此間讀者的。它並非一本孤立之書，或僅僅再複製一次“女同誌的少年維特的煩惱”。
我非常恐懼那樣如極陷光焰將一切黯滅的黑暗般，全吞噬進一“遺書”（遺體）的詩語言的輝煌和表麵上的驚駭與肅穆。事實上，從邱妙津開始，到黃國峻、到袁哲生……像一隻一隻同伴白鳥的殞滅，他們以自殺裹脅而去的巨大冰冷、空無之感，在事件剛發生如此貼近的我那一輩剛要跨過三十歲，將小說作為辨證世界、其命運交織、雜駁無限本質的“方法論”（卡爾維諾所言），他們確實強迫我們將正活著（且其實才剛要進入創作上稍微能理解、掌握的時期）的時光，全歪斜、死灰成“餘生”。那似乎取消了你必須像赤足踩入黑夜水池哆嗦感受其寒冷的，卑微的活著，繼續在時光的長河中觀察其實黃金誓盟之愛如何腐蝕；持續的衰老，進入一種社會網絡的男女關係、經濟關係、或慢速一如卡夫卡城堡的醫療體係的死生關係。那似乎取消了（作為一個小說家）你必須有足夠時間展輻以理解、觀看，才得以百感交集體會的“全景幻燈”：文明如何墮壞、人類存在處境有時可以流放在怎樣野蠻不幸之境；或如庫切的《屈辱》或納博可夫，那極限光焰，光黯滅前必須去交換的，時光爛葉堆中，你屈辱活著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