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1926年，用現在時尚語言，屬於“20後”。我特別關注現今剛入學或入學未久的新同學（freshman），他們多半屬於“90後”，所以題名“20後寄語90後”。
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想來想去，還是首先談談自己的大學時代。
今年（2008年）9月27日，南京大學隆重紀念金陵大學建校120周年，應邀在大會發言，我說：“其實，我在金大校園生活不長，1946年9月入學，1948年離校去中原解放區，前後不到兩年半。但是金大對我影響很大，是我參加革命與研究史學兩大人生的起點。飲水思源，我不能忘記母校哺育之恩。”
這並非應景話語，確實是肺腑之言。
因為從1943年7月到1946年9月，兩次被學校開除，到處漂泊，直到進入金大才算有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學習環境，我非常珍惜這個難得的機遇。
金大的學習空氣非常濃厚，教學管理也井井有條。我雖然想從事新聞工作，但在課堂上仍然是勤奮好學，除認真學習曆史係基本課程以外，對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課程也學得有滋有味。1948年北大名教授向達來校舉辦講座，我除聽講外，還曾隨他觀賞剛剛運到南京的部分故宮藏畫。金大的大型學術講演很多，印象較深的有馬寅初、梁漱溟、羅隆基等。特別是馬寅初，公開批評蔣介石不懂經濟，以致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國民經濟瀕於崩潰。聽說演講後不久即措迫害，他這種直言無隱的勇氣，對我影響極深。
非常感謝中學的幾位好老師，是他們引導我養成課餘廣泛閱讀的習慣，即使是浪跡在社會窮苦底層，也仍然以讀書為最大快樂。我在金大不限於學習曆史，還在金大選讀了地質學，此外又迷戀上印第安人文學。美籍業師貝德士先後曾在牛津、耶魯受過良好史學¨ll練，既具有歐洲古老嚴謹的學風，又有新大陸的自由精神，他和師母對我的“三心二意”頗為理解，還協助我辦理美國新聞處與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閱書證，使我得以更為擴大求知空間。盡管翻天覆地的社會大變革即將到來，寧滬地區依然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但我不受任何外界的不良誘惑，在知識海洋的邀遊中充分享受精神上的愉悅。
我還有自己的第二課堂，即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戰場——蔣管區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入學不久我就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爝火團契，並且成為較有影響的牆報《天南星》的主要撰稿人。我們有跨校的讀書會，共同學習馬列著作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等政治文獻，有一段時間裝書的皮箱就收藏在我的床下，可能是以我的退役軍人身份作為掩護。讀書會有共同的讀書筆記本，在上麵交流心得，有時也要在一起熱烈討論，而我則儼然成為主題發言者，凶為我在進金大以前已曾讀過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的若幹著作，隻不過當時還不了解他們已經成為布爾什維克們的“敵人”。
我不大在乎考試成績，家庭與社會似乎也未形成任何壓力。各門功課大多得分不高，但是卻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良好史學訓練，特別是在課餘自學中吸收了豐富的精神營養。我勤於閱讀，也勤於寫作，但並不急於發表。例如，我曾認真寫過一篇有關陀斯妥也夫斯基《被汙辱與被損害的》長篇書評，自覺還有一定功力，但一直沒有對外投稿。這兩年多也曾偶爾發表幾篇習作，如在《和平日報》、《新民晚報》副刊上發表過兩篇散文（《邂逅》、《等待》）、一篇影評（《評（萬家燈火》），這些都促使自己增多若幹文筆鍛煉。但我自己更為看重的倒是在《天南星》牆報上以“文封湘”筆名撰寫的時評《漫話金圓券》，和一篇采用印第安民謠韻律寫成的政治詩歌《火車拋錨》。我不僅精心構思撰寫，而且在深夜與三、五契友悄悄用濃厚的漿糊貼在壁報欄的顯著位置上。第二天看到許多同學擁擠著認真閱讀《天南星》，而且事後還昕到若幹對於我的詩文的熱情鼓勵，內心那份高興最是無法可以言說。
進金大以前，我雖然有兩次因為反抗國民黨思想壓製而橫遭學校開除的往事，但都屬於少年叛逆性格使然，並沒有多少政治思想內涵。直至到金大以後，經過參加群體性爭取民主自由的大規模抗爭以後，才真正明確了人生的意義寫奮鬥的目標。在兩個政黨、兩條路線、兩個中國之命運最後決戰的關鍵時刻，經過比較冷靜與理性的思考，如同千千萬萬其他進步大學生一樣，我自覺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共產黨，選擇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1948年11月，我終於堅定地走向中原解放區，沒有任何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獻給人民解放事業。離開金大之前，我在校園參加了一場大型辯論會，主題是《中國向何處去》，並且作為讀書會的主要發言人，公開批判某些別有用心的親國民黨教授的所謂“第三條路線”，旗幟鮮明地表達了眾多進步學生的心聲。這可以說是我們留給母校校園的“最後一幕”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