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高考“黑六月”，為了上一個好大學，學生累、家長忙，甚至不惜上招生騙子的當。在所有的人看來，上好大學就等於有輝煌的前途，豐厚的收入，如花似錦的人生。畢業於名牌大學必定有高收入嗎？
美國經濟學家也非常關心這個問題。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阿蘭.克魯格與梅隆基金會的斯泰西.戴爾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調查。他們調查不同大學1976年入學的學生在1995年的收入。結果是，進入耶魯、斯瓦茨莫爾這類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年均收入為9.2萬美元。進入丹尼遜、杜倫這類一般大學的畢業生年均收入為2.2萬美元。收入差距在4倍以上，不可謂不大。好大學與成功之間的強烈正相關關係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國外的許多精英都出自名牌大學，中國的兩院院士中絕大部分也出自名牌大學。在人們都認為名牌大學是精英搖籃時，學生為上北大、清華而一年一年地複讀，家長為孩子上名牌大學從胎教起步，就不難理解了。
難道名牌大學真有化庸才為精英的能力，無論什麼人隻要能從這裏出來就有大事業、高收入嗎？在克魯格等人的研究中是把入學的難易程度作為大學好壞的標準的。隻有能力強的人才能進入這類大學。換言之，不是名牌大學使這些學生能力變強，而是這些人本來能力就強。他們即使不上名牌大學也是成功者。克魯格等人研究了同樣能力的學生上不同學校的結果。他們發現，能力強的學生無論選擇錄取嚴格的名牌大學，還是錄取寬鬆的一般大學，畢業10年後收入差別並不大。這就是說，高收入不是取決於是否上名牌大學，而是取決於個人能力。耶魯等名校畢業生收入高，不是因為他們上了名校，而是因為他們的能力本來就高。不是上名校能力才強，而是能力強才能上名校。名校擇優而取，這些學生本來素質就高，出的精英當然也多。
任何一種考試，包括封建社會的科舉考試以及現在的高考，都是測試人的能力的。按考試成績錄取，能力強者自然進入了名校。不過考試能否真正測試出人的能力，還在於考試的內容與方式。美國的高校招生考試不僅包括統考成績（SAT），而且還包括其他內容，如參與社會活動、科技發明、創新能力，等等。這樣就可以把更具成功能力的學生錄取進來。我們的高考“一張試卷定終身”，不少內容是死記硬背的，並不能全麵反映人的能力，這才有高分低能之說。中學教育受高考指揮棒引導，以應試教育為中心，往往培養出了考試能手，而不是高能力者。這樣的人進入名牌大學，綜合素質不高，難怪不得不去賣肉或賣糖葫蘆。
人的一生能否成就一番大事業，說得俗點是能否有高收入，取決於他對社會的貢獻。市場經濟是按貢獻分配的。貢獻的大小取決於能力、努力程度和機遇。人的能力有先天的和後天的。先天的來自遺傳，這是在人出生前就決定了，無法改變。我們都知道，愛因斯坦說過，“人的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奮”。不過引用這句話的人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後麵的一句話，“成功的關鍵還是那百分之一的天才”。應該承認，人的先天才能對人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人的先天才能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他能否上名校，絕不是上了名校才有這種先天的才能。
名校對人的影響在於後天才能的形成。應該承認，名校有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更好的設備和名師，以及學習氣氛，對人的成才是有作用的。但這些條件僅僅是外因，要通過自身的內因才能起作用。上了名校的人能否成功還取決於自己的內因：先天的能力、努力程度，等等。許多名校畢業生終生一事無成，正在於缺乏這些內因，外因也起不到什麼作用。名校絕不是人成才和有高收入的保險櫃。
其實一個人隻要有能力、肯努力，無論是否上名校，都可以成才。按通常的標準，是否名校畢業，關鍵看憑考試而進入的本科院校。按這個標準看，許多極有才華的成功者，並非名校畢業生。
我寫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的。許多學生和家長有一種名校崇拜風，甚至以北大、清華為“唯二”的目標。盡管高考成績相當好，甚至可以進一本院校，也由於進不了北大、清華而去複讀。這樣的學生與家長就是進了名校崇拜的誤區。其實許多學生無論在哪個大學，隻要自己努力，同樣會有驕人的成績，高收入隻是副產品。非要上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一年又一年地複讀，弄得學生心理都變態了。即使最後實現了名校夢，又會有多少成就？想進名校是正常的，如果非上名校不可就變態了。
向往名校不等於盲目推崇名校。把上名校等同於以後的高收入，更是一種天真的想法。把天真的想法變為行動，不惜一切上名校，甚至上當受騙高考移民，就會成為悲劇。人生在於一生的奮鬥，而不是在一次考試中上了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