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毛澤東稱白求恩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這就是說，白求恩除了以自己的醫術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之外，既不從商，也不從政。這“純粹”二字是最高的讚揚。
在美國時發現這種純粹的人很多，在眾多的社會職業中隻從事一種，教授就純粹做學問、教學生，不去從政或經商，即使商學院的教授在公司兼職，也還是為了研究與教學的需要。如果不能當純教授了，就必須離開學校。基辛格當了國務卿就辭去哈佛大學教職，擔任過財政部長的薩默斯和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曼昆在任職時都辭去了教職。議員或政府官員也是專職的，不兼做其他，洛克菲勒當紐約州州長和副總統時就不從商了，施瓦辛格當州長後也退出影壇不當演藝大腕了。比爾.蓋茨、郭士納、韋爾奇則是純正之家，沒聽說去競選議員、州長，或在什麼學校兼教授、博導。社會有專業分工，人有專業特點。以一個人有限的精力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易，兼職其實害了自己，也害了社會。純粹的人的確好。
反觀中國現在，純粹的人越來越少。當官的總願意兼個紅頂商人或教授、博導，甚至院士。當教授的也在名片上印了一堆政治和商業頭銜。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兼做政治家的事，在大學當教授，甚至奔波於各種媒體頻頻露麵，兼做媒體明星，而且兼職越多，人也越牛。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官員和教授都是在上層建築中混的，愛兼什麼就兼什麼去吧！但經濟是不能含糊的。中國經濟的繁榮有賴於一大批成功的企業。成功的企業要靠企業家。企業家組織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進行創新並承擔風險。每一個成功的企業都有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每一個失敗的企業也敗在企業家手裏。一個企業家無論多有天才，時間、精力和專業背景總是有限的。如果企業家把時間用於官場應酬，在各種演講會上誇誇其談，接受數不清的媒體采訪，能剩下多少時間考慮企業發展的大事呢？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全麵發展的企業家，而是一個純企業家，一個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於企業發展的企業家。這批純企業家才是中國企業和經濟的希望。
回顧曆史，中國的企業家並不那麼純。晉商和徽商是曆史上最成功的企業家了，但他們並不純。著名的徽商胡雪岩就是紅頂商人。晉商在成功之後也想捐個官當當，成功的商人熱衷於當官，除了傳統思想中“官本位”的意識在作祟之外，亦官亦商也有許多實惠。徽商主要從事鹽業。在鹽業由政府專賣時，隻有依靠官府給予的壟斷地位才能成功。晉商主要從事票號。票號中的大宗業務正是官銀的彙兌，離開了官，晉商就不成巨商了。封建社會的商而兼官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中國從沒有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商隻能依附於官，這是缺乏純企業家的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還沒有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政府在經濟中仍起著決定性作用，無論什麼企業，離開政府的支持很難成長壯大，利用政府的權力發展自己的企業是一條捷徑。這正是現在缺乏純企業家的社會原因。
中國的企業家有兩類——國有企業家與民營企業家。國有企業家的身份本身就是雙重的，既是政府官員也在做企業。有人認為，他們在本質上是官員而不是企業家。記得20世紀80年代，一位日本經濟學家在向國有企業家作報告時，第一句就是“中國沒有企業家”。此話當年頗有轟動效應。國有企業家有部級、局級、處級不同的行政級別，享受相應級別的住房、坐車、醫療和看文件、開會的待遇，一紙調令他們可以去政府當同級別的官，也有從相應官位上調到企業的。他們的目標是升遷的最大化，而不是企業利潤最大化。他們不僅要管企業，還要參加相關的會議和政治學習，要負責生產經營的決策，還有應由行政官員管的事。當然，作為官員，他們也得為本企業帶來好處——行政性壟斷地位、優惠的貸款及其他政策，等等。投資或決策失誤也不用承擔什麼責任，頂多是換個地方當官而已。中國進入世界500強或中國前20名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家不純，對本人的確有許多好處，當然也有個把國有企業家作為官員退休後一無所獲的。國有企業家不純，這是個體製問題，隻要國有企業家仍然姓“國”，而且由政府直接控製，他們就純粹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