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原副省長李達昌由於經濟問題東窗事發而走進牢獄裏了。憶當年，他從副省長位子上主動退下來（現在看來是撈足了，怕事發而退）到西南財大當教授、博導時，媒體一片讚揚之聲。這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忘了一件事：他有當教授、博導的資格嗎？
李達昌研究生畢業後僅在西南財大當了三年教師就走上仕途，徹底離開了教學崗位。三年的高校教齡，無論如何破格也提不上教授（他又不具備火箭式提拔的潛力資格），充其量是個講師。為官近20年，官位上去了，但沒在任何一個高校，通過正常程序評為教授。這些年他沒有教學工作量，也沒什麼科研成果。這教授的桂冠按高校教師的任職資格無論如何也是戴不上的，更別說比教授要求更高的博導了。從政20年，他不可能有時間做學問，回到高校給學生講什麼財經類課呢？指導博士生，豈不以官場厚黑學、貪汙術為論文題目嗎？可是就因為他當過副省長，這一切許多老實學人幾十年都得不到的學術桂冠，一瞬間全有了。我一直在懷疑，他當教授、博導是否經過各級學術或職稱評委會討論、投票、批準。難道當了副省長，這些職稱就是唾手可得，想要就要的嗎？
基辛格原本就是哈佛教授，但當了幾年國務卿之後再想回哈佛，卻回不去了。其理由是當官期間荒廢了學業，已不夠哈佛教授的資格了。可是我們的西南財大卻對本無教授資格的李達昌的歸來，欣喜若狂，要什麼給什麼，什麼程序都不用走，一切全OK。這背後的製度根源是什麼呢？
美國是一個沒有官本位的國家，一個社會需要有官，也需要士和商，從事哪一項工作是個人的自由選擇。條條道路都可以實現個人事業的輝煌，每項工作都可以為社會作貢獻。從事各項工作的人是完全平等的，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各種職務也沒有按官位折算。如重點大學校長是副部級，教授相當於副局級，官位也不能換學術職務。一個正部級的國務卿並不能換一個教授的職務，不同的職務有自己的標準，有自己的要求。國務卿當不了哈佛教授不為怪，甚至總統想要一個名譽教授都不可得。美國對教授任職資格要求之嚴，正是其擁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原因之一。
我們卻是一個有官本位的國家。當了副省長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當教授，教授才相當於副局級，副省長去當，當然值得稱道了。但教授卻不能想當副局長就當，誰高誰低不就一目了然嗎？盡管我們經常宣傳，無論職務高低都是為人民服務，隻有分工不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現實中，官仍高於一切職務。一個人當了官就可以當教授、博導、院士；甚至有學校求官去當他們的教授，這不是官為貴、教授為賤又是什麼？
中國是一個有長期封建社會曆史的國家，封建社會中官本位不足為奇，這才有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人生目標。這是一種當時社會條件下理性人以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行為。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有哪種投資的收益率比投資當官更大呢？按說，新中國的建立消滅了封建製，官本位該沒了。但計劃經濟下，各級官員職務高低掌握著資源配置的權力。經濟決定政治，無論反封建的口號叫得多響，官本位其實是加強了。市場經濟的建立，由市場配置資源，應該說是對官本位的否定，但在市場經濟尚未完全建立，政府及其代表——官員仍控製著相當大的資源配置權力時，官本位就無法消失。這才有了大學的官本位崇拜，或者套用馬克思的“貨幣拜物教”之說，稱為“官本位拜物教”。
大學的“官本位拜物教”最突出地體觀在兩件事上。一是眾多大學爭相聘請大官來當兼職教授，絕大多數被聘為兼職教授者並無真才實學，隻有真官實權。有許多還成了博導，甚至名副其實在指導博士。這些教授、博導，沒時間讀書做學問，也沒時間指導博士——甚至一年都見不了一次麵，這種博士指導法也可以上“吉尼斯”了。不少學校還以聘了多大的官來當教授為榮。李達昌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當上教授、博導的，怪不得西南財大欣喜若狂，大搞歡迎儀式，送了兩個倒黴的博士讓這位副省長級教授去指導。二是許多大學教師無心做學問，隻把學問作為敲門磚，敲開官場之門，又回到了“學而優則仕”。這些人不是認真做學問，而是察言觀色，看上方的意圖，領導喜歡什麼說什麼，以期領導慧眼識英雄，給他個一官半職，甚至在校內也為個係主任、教研室主任的職務打得不可開交。
“官本位拜物教”還有經濟利益。學校請官來當教授以得到包括資金在內的實惠，個人追求當官亦可有了權有了一切。說來還是經濟利益在作怪。某些政策（如把重點大學校長行政級別由正局級提為副部級）又助長了這種“官本位拜物教”。近年來高校腐敗事件層出不窮，正是官本位的惡果之一。與世界一流大學差距越來越大是官本位更嚴重的惡果。
西南財大聘了一個貪官當教授、博導，不是它的錯。不改變官本位，還會有許多貪官或清官當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