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經濟發展而出現的是貧富對立，在工業化過程中一部分人淪落為窮人。這種現象的存在引發了社會衝突，早期的解決方法是教會、慈善機構或政府的濟貧行動。“二戰”後，英國貝弗裏爵士提出實現普遍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主張，被稱為“貝弗裏計劃”。戰後各個發達國家實現了這一計劃，被稱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
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與福利計劃包括的內容甚廣。以較早實現福利國家的瑞典為例，包括：第一，養老金製度，從1960年起不僅對全體老年人實行基本養老金，而且還對退休老人實行補充退休金製度。第二，擴大到全民的醫療保險製度，各級政府承擔經營醫療服務的責任。第三，建造住房及住房津貼製度。第四，廣泛推行了失業保險（或失業救濟）製度，對病休職工的現金補貼提高到工資的90%。第五，通過對部分企業的國有化和補貼提高就業水平。第六，其他福利補貼，如向大學生普遍提供的獎學金和貸款，對貧困家庭的補貼，對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補貼，等等。其他國家的福利計劃也與此大同小異。
應該說，社會保障與福利計劃的實施的確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平等。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一直是人類的理想。市場經濟早期的貧富對立曾引起無數有良知的人的譴責。隻有在“二戰”後各國實行了名目繁多且數額巨大的福利計劃之後，社會才基本消滅了貧窮，每個人過上了能保障人類基本需求的生活。窮人分享到了經濟進步的好處。這種平等的實現是社會進步的結果，也是人類多少年來奮鬥的結果。貧困的消除也促進了社會的安定，為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但這種平等的實現是有代價的，而且這種代價十分巨大。
龐大的社會保障與福利支出是由政府財政支出承擔的。在實行福利國家的地方，政府的這項支出特別龐大，而且在不斷增加。以瑞典為例，福利支出在GDP中的比例到80年代已達到2/3以上。也許瑞典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對所有福利國家來說，這筆支出都相當可觀。北歐國家的福利支出都占GDP的一半以上。美國政府1995年用於社會保障、收入保障、醫療保健這些社會保障與福利的支出已占聯邦政府支出的55%。而且，由於人口老齡化與醫療費用的提高，這一比例還在加大。巨大的支出是財政赤字的重要原因，已引起各國政府的頭痛。
政府的福利支出來自稅收。龐大的福利支出必然引起沉重的稅收負擔。福利國家瑞典也是聞名於世的稅收國家，稅種之多，稅收之重堪稱西方國家之冠。僅是中央和政府的所得稅在80年代就占到一般職工收入的60%左右。
巨大的福利支出和沉重的稅收降低了社會生產率。這首先在於稅收打擊了人們勞動的積極性。80年代，瑞典年收入20萬克朗者平均稅率高達60%多，邊際稅率達85%，誰還想多勞動呢？高收入者也是高能力者，對他們征收高稅，則是他們的資源被嚴重浪費。另一方麵，高福利也滋長了一種偷懶的風氣。病假的補貼高達工資的90%，當然會有許多人“泡病號”。
美國社會學家吉爾德一針見血地指出：“失業補貼促進失業人數增加。對有子女家庭的援助計劃使更多的家庭有子女需要撫養，使更多的家庭沒有父親。多種形式的殘病保障，也會鼓勵小毛病變成暫時殘廢，使部分殘廢變為全部殘廢和永久殘廢。支付社會保障會阻礙人們去照顧老年人，從而使代與代之間的聯係消失。”福利國家在很早以前就已超過收益遞減和阻礙生產的地步。更何況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公共投資減少都使生產率下降，競爭能力衰落和失業增加。福利天堂的歐洲現在是失業率最高的。
平等化是人類的理想，但實現平等化的過程卻引起效率損失。這就是漏桶效應。我們麵臨平等與效率的重大交替。實現平等以效率損失為代價，但提高效率又要損失平等。按市場原則分配有重要的激勵作用，但人的能力與機遇不同會引起不平等。平等與效率恐怕是一道永遠解不開的題。
兼顧平等與效率是任何一個社會的目標。效率優先，兼顧平等也不錯。但是，“行難於知”，有哪個國家真正實現了這一原則？發達國家在福利國家的路上也許走得太遠了，福利有不可逆性，每一步旨在提高效率的福利改革都遇到了強大的阻力。我們的目標是“共同富裕”，但絕不是那種降低效率的大鍋飯平均主義或福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