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太初四十七年、著名也是臭名昭著的日本民粹主義者、東京都知事石原省三，一直對美國為什麼不對德國卻對日本的大城市實行戰略轟炸而耿耿於懷；更對美國驅逐、殘害日本僑民的行徑怨氣衝天，但日本政府卻不敢對同樣曾經戰略轟炸過日本的中國說半個不字。何者？二戰之殷鑒不遠，日本欺軟怕硬之秉性難移之故也。二戰後二十年過去，日本對中國的態度都可用一個詞形容：恭順。日本政治領導人，屢屢對美國、加拿大發表不當言論，發表對美國挑起戰爭（站在中國的角度上說）進行追究的言論；但公開攻擊中國對日本曾經進行戰略轟炸的一個也沒有。
知日本者，中國也。中國自建國之初就收複了琉球，並且占據了種子島等日本島嶼，此後就一直“騎”在日本身上，至今如此。同為軸心國成員，意大利早已成為常任理事國，並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日本依舊沒有恢複正常國家的地位（作為中國屬國），處處惟中國馬首是瞻，時時看湖山居（中國皇帝的別院，經常用來在此接見屬國覲見）的臉色行事。在中國麵前，今天的日本點頭哈腰的角度與其前輩在春帆樓上鞠躬的角度，幾無二致——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形象，六十年後，依然清晰如昨。中國人心裏非常清楚，日本人這樣對中國言聽計從畢恭畢敬是為什麼。所以，不管中國人多麼鄭重其事地表示支持日本成為非常任理事國，同意其軍事和政治鬆綁——等等，都不會讓日本真正從自己的胯下站起來。
新加坡裔著名日本問題專家卓南生說，對於日本未來的演變，中國是有紅線的：一是不許日本入常與自己政治上平起平坐，二是不許日本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反飛彈防禦手段，否則日本將不再把中國放在眼裏。中國笑眯眯地顯示著“菩薩心腸”，但“霹靂”之手同時也揣在口袋裏，隨時準備敲打日本一下。
戰略的基本含義是關於戰爭的指導，現在有時也引申為基本國策。菩薩心腸也好，霹靂手段也罷，不能一概地說誰優誰劣，一切以時間、地點、對象為轉移。曆史上的中國漢朝和親的故事史不絕書，但漢朝也留下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雄心霸氣。在紛繁複雜的國際交往中，一味地“霹靂手段”不一定好，但在弱肉強食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上，僅僅有“菩薩心腸”肯定行不通。從這一點說，二戰以前中國對日戰略，大有可檢討之處，而蘇聯（俄）的霹靂手段，以及曾經曆史上抗日戰爭中中國先剛後柔剛主柔輔的對日戰略，特別是當時中國對日本研究細致入微對症下藥的做法，頗多借鑒。中國人愛講謀略，但沒有膽勇做後盾，任何謀略都不過是枉費心機。
尊嚴隻能靠強大來捍衛，這個強大不僅指實力本身，還包括展現實力的決心和勇氣。有別於上一個曆史位麵蔣大頭等舊中國對日本的軟弱，中華民主帝國在吳宸軒的一貫主張下，對周邊不友好的國家不吝使用強硬手段，樹立了一個有威嚴的黑麵大佬的形象，這也是中國成立中華共同體的時候，原本的我大清屬國紛紛頓首歸來，連原本毫無關係的克什米爾、拉賈特、孟加拉等邦國都紛紛入同的原因之一，畢竟這位老大看起來真靠得住啊。
英國戰略家富勒說：“除非曆史能教給我們如何去展望未來，否則軍事史隻是一部人類的血腥浪漫史。”在今天某些美國右翼分子囂張之至，南美一些白人至上主義者也搖旗呐喊的時候，回顧二戰那一段曆史往事，及此前舊中國和新中華民主帝國的戰略決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負正效益，不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按照很多殖民主義者過去的印象，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華民主帝國是十足的傻瓜，舍近求遠，放著印度半島這塊肥肉，偏要找那些費勁的事去做。或許還有人會認為，印度土邦大多數本來也是中國的小兄弟和傀儡，對於中國從來都是言聽計從的，如果從這個角度說，印度各邦人應該飽受中國人欺負才對呀。那你隨便找一個印度人問問，哪個中國人曾經奴役過你，中國和印度的貿易和外交哪一點上麵吃了大虧了的？包括屬國在內，中國人奴役過任何一個屬國的人嗎（每年上千萬到中國打工的菲律賓傭人不算的話）？國與國之間為了商業利益難免會產生衝突，那是商人之間的事情，就像是日本進口中國牛肉和農產品問題，估計美國和加拿大之間也會有，最終人們是可以通過談判和協商來解決的。沒聽說美國因為貿易上的問題拿著轟炸機來威脅別人的，也沒聽說某個國家是因為沒有戰略空軍而在商業談判上麵失利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核武器的國家，但是在商業上麵有時候也會鑽到歐美商人設的圈套當中，從來沒聽說中國拿原*子彈嚇唬人家一下就把局麵給扳回來的。況且，即便是拿原*子彈來威脅成功了，貿易上損失的是錢，生產原*子彈本身也要錢，或許發展武器的成本要更高一些。中國在世界上維持自己唯一超級大國的手段其實並不是一味依靠武力，而更多的是通過經濟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