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2到1996年俄羅斯國有資產流失至少1萬億美元，流失到海外的資金至少3千億美元——其中包括侵吞國有資產的非法所得。在持續四年多的私有化進程中，俄羅斯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算下來每家的賣出價格隻有1300美元。需要注意的是，這是以當時的美元購買力來計算的，那時一輛本田雅閣轎車在北美市場的價格是8000美元上下——可以購買6家俄羅斯國企。
列入私有化行列的包括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它們名義價值超過2000億美元，實際價值可能超過1萬億美元，而售出之後國庫實際得到的資金隻有72億美元。有這麼幾個例子：擁有3.4萬職工的烏拉爾機械製造廠，售價是372萬美元；擁有5萬職工的車裏雅賓客拖拉機廠，售價是220萬美元。同期在西歐，一個中等規模的麵包廠出售價格就超過了200萬美元。即便是俄羅斯的“私有化之父”丘拜斯後來也曾說過，“隻有5%的拍賣是經濟性的”，“95%的是政治性的”，“最終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蘇聯的複活”。
最後的統計，在這場私有化風暴中，俄羅斯社會財富損失1.7萬億美元，相當於俄羅斯1996年GDP的4.2倍，等於打了兩個半衛國戰爭。與此同時，前蘇聯比較均勻的財富分配體係至此也完全不存在了，私有化過程當中俄羅斯普通工人的實際收入普遍下降了50%到70%。到1996年，4%的富人收入已經超過了全俄80%人口的收入總和。
我們常說“有錢有勢”，事實上權力和財富往往是相互掛鉤的，也就是說：“有錢”必“有勢”——所謂“權力”說到底就是對經濟資源的掌控力，權力不會因為從政府手裏轉移到了私人手裏，就不再是權力，二者真正的區別無非是：政府官員濫用權力最起碼理論上還有受到懲處的可能，而對資本家則不可能。財富的畸形集中導致了俄羅斯政治隨之寡頭化。
現在的數據顯示，當時全俄羅斯最大的22家大型私人企業控製了俄羅斯工業生產總產值的40%，以及總就業人口的40%。1996年總統大選的時候，葉利欽能夠連任，完全就是依靠著名的七大寡頭在背後的支持。所以這些人在名義上僅僅是商人，但他們卻控製了絕大多數的經濟資源，成了這個國家有實無名的主人。頭號寡頭別列佐夫斯基曾直言不諱地說“俄國的‘民主’政治就是富人說了算”。
伴隨著貧富差距急劇增大，以及政府財政實力的急劇下降，俄羅斯的基層政權完全失控。當時俄羅斯一線警察的月收入折合人民幣也就200多塊錢，根本不夠養家。警察要想維持自己的正常生計，隻能是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向老百姓敲詐，當初去過俄羅斯的中國商人對這些都有切膚之痛；另一個生財之道就是警方人員和黑社會的勾結，這最終導致俄羅斯的黑惡勢力一發不可收拾，蘇聯時代的民警形象在此時早已不複存在。不光是在國內，俄羅斯黑手黨開始迅速向海外發展，成了歐洲地區最主要的跨國犯罪集團，其涉及的領域從毒品、軍火一直到販賣人口。
葉利欽後來也不得不承認“改革使大多數居民生活條件惡化，發生不公正的生活分化，發財的人往往是那些喪失了文明社會準則的人”。西方學者對俄羅斯私有化過程的評價則更加不客氣：強盜資本主義、野蠻資本主義、腐朽性的資產掠奪、一場可預見的經濟災難，俄政府則被稱為是“資本家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