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滬、渝社會團體發展差異性比較
劉長春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希望工程”和“春蕾計劃”等知名公益事業的發展，社會團體在全國範圍內獲得了迅速發展。尤其是入世以後，社會團體的發展更是麵臨著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團體的發展主要受到由社會、經濟、法製、政治等因素構成的大環境的決定。
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四地社會團體發展的基本狀況是中國社會團體發展的局部展現，它們處於相同的經濟、社會發展宏觀背景和共同的製度約束之下；它們都受到業務主管單位的實體性管理和民政部門作為社團登記管理機關的程序性管理，在社團治理結構和活動方式上基本一致；並且在2002—2005年，四地區經濟總量及第三產業均保持了相類似的強勁增長。基於此，我們通常的假設是：2002—2005年，京、津、滬、渝四地社會團體的發展應具有類似性。
然而，由於決定社會團體發展的環境因素對我國各地區的影響肯定不是均質的，影響社團發展的隱性因素還有很多，涉及各地區的地域特征、文化差異、曆史傳統等多種變量。這些因素均會反映在各地區既有的社團發展程度上，因為它實際上是過去時期內上述種種變量綜合作用的結果。並且這些因素顯然會呈現“路徑依賴”的特征，換言之，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各地區的社團發展將延續以前的發展走勢。因此，當我們對京、津、滬、渝四地社團2002—2005年發展基本狀況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時，就會發現四地社團發展在社團數量、發展趨勢、社團結構等方麵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之所以選取這四個地方社會團體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首先是因為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都是同屬於國務院的直轄市，政府的行政層次結構都是市—區（縣）結構；其次則是相比於其他省、自治區，四地的人口、麵積及經濟差異相對較小，可比性相對較強。
二、京、津、滬、渝社會團體發展差異性的具體體現
（一）社會團體總數及其發展趨勢的差異
京、津、滬、渝四地社會團體總數見表1，社會團體總數發展趨勢。
從表1可以看出，京、津、滬、渝四地社會團體總數的差異主要體現在重慶的社團數目要多於北京、天津、上海。特別是重慶與天津相比，重慶的經濟總量及增長率、非公有製經濟比重均與天津相差不大，但重慶的社團數目要遠遠多於天津。
我們可以了解，京、津、滬、渝四地社會團體數量發展趨勢的差異主要體現有兩點：第一，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的發展趨勢曲線小有起伏，基本保持平行。三地的發展趨勢具有某種程度的類似性。第二，重慶的社會團體數量發展趨勢要明顯地快於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特別是重慶與上海相比，在2002年，重慶的社團數量與上海相差不大，但到了2005年，重慶的社團數量已明顯多於上海，表現出一種快速增長的態勢。
一般認為，市場的繁榮及其所帶來的平等、誠信等精神和社會公共領域的擴展共同促成了社會和利益由單一向度走向多元追求，進而為社會各利益主體運用權利向公共領域進行表達提供了可能性，從而使社團的發展成為可能。但京、津、滬、渝社會團體發展差異性表明經濟的迅速發展和非公有製經濟比重的增大並不必然直接導致社團數量增加趨勢的變化。
（二）縣級社團比例的差異
京、津、滬、渝四地社會團體發展的差異還表現在登記注冊的民政部門的行政級別上。
盡管四地的縣級社團的數量和所占的比例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重慶的縣級社團的數量和所占的比例與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相比仍有結構性的差異，其縣級社團占重慶市社團總數的78.03%。
社團登記注冊的行政層次的分布固然與社團活動範圍密切相關，但同時也說明：第一，社團的行政級別意識存在差異，重慶社會團體的行政級別意識相對淡化，而北京的行政級別意識則相對較強。第二，重慶社會團體的活動可能更貼近基層的實際需求，因此，大部分社團是在基層展開活動的。
另一個差異則是北京市縣級社團比例增長的幅度（2002年為46.54%，2005年已達到58.86%）要明顯快於天津、重慶、上海三地。這也說明：第一，隨著市場經濟體製改革不斷深入和政府職能的不斷轉變，北京的行政級別意識有淡化的趨向。第二，隨著利益群體與社會階層的進一步分化，北京的基層對社會團體的需求可能有較大增加。
三、京、津、滬、渝社會團體發展差異的原因分析
通過對京、津、滬、渝四地社團2002—2005年發展基本狀況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我們發現四地在社會團體的發展趨勢、結構等方麵並未具有類似性，反而具有較大的差異性。造成四地社團發展差異性的可能因素無疑是一個複雜的係統，下麵提到的一些因素隻是目前的一些相對顯性的影響因素，其他的相關因素尚有待進一步論證。
（一）地域及受中央關注和控製程度
通過對四地的地理位置進行分析，我們發現離政治中心愈遠，受中央關注和控製程度越弱，社團的發展則相對較快。這主要是因為，在國家對於“改革、發展與穩定”這三種價值的戰略選擇關係上，穩定一直是基礎性要素，這種戰略選擇意味著國家始終把強有力的公共領域控製和市場經濟改革作為全麵轉型和騰飛的兩隻翅膀，缺一不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於社會團體的發展就表現出較強的控製傾向。正因為此，離政治中心的遠近和受中央關注控製程度的強弱就明顯地影響著各地社會團體的發展程度。
北京作為首都，是全國政治決策和政治穩定的核心，受到中央關注程度和控製很強。天津緊緊毗鄰北京，又是北京的出海口，受到中央關注和控製程度也很強。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雖然遠離首都，但其受到中央關注和控製程度並不亞於北京、天津二地。隻有重慶位處西南，遠離政治中心，而且重慶在1997年才為中央直轄，是我國最年輕的直轄市，其受到中央的關注和控製程度要明顯弱於其他三地。因而，重慶社會團體的發展趨勢要強於上海、北京、天津三地。
（二）地方文化氛圍和曆史傳統
北京明清以來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其經濟在建國前一直是典型的京師經濟，其繁榮與否全取決於朝廷的政治局勢，未能形成自己的地方經濟，與之相應的文化和民間的結社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關注與製約，因此結社的文化氛圍較弱。天津由於毗鄰北京，受北京影響較深，其地方文化氛圍與北京具有很大的類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