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義”是指懂得什麼是正、什麼是善；“守節”就是注重氣節、堅守節操。在古人看來，“知義守節”是為官者應有的品格。有了這種品格，才能超越現實功利，“壁立千仞，無欲則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義和節是天地間的正直之氣、浩然之氣、勇為之氣。弘揚正氣，官場就會清正廉明，社會就更公平公正；正氣不張，勢必產生官場腐敗、社會不公。從政為官者應努力成為知義守節的表率，以實際行動寫好“節義篇”、唱響“正氣歌”。否則，不僅有辱使命，甚至會“多行不義必自斃”。
1、集義以養吾氣，是氣塞乎天地
語出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16《青雲峰書院記》。意思是說，聚集、積累正義以培養自己的浩然之氣，這種浩然之氣就能充塞在天地之間。這是強調人要培養自己的正氣。
歐陽守道（1208-1273），字公權，號巽齋，江西吉安縣人。官至秘書郎、著作郎，曾任白鷺洲書院山長、嶽麓書院山長。
思與悟
善養“浩然之氣”是修身立德的重要內容，“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講正氣者得人心。為官者“養氣”就要從“集義”入手：堅持正義，主持公道，維護公正，做到有氣節、脊梁直、骨頭硬，其正氣自然會“塞乎天地之間”。
白鷺洲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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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孫豹論“三不朽”
春秋時期，魯國的執政叔孫豹（即穆叔）是一位學識淵博、品德高尚的人。魯襄公二十四年（前549），他奉命出使晉國。晉國執政範宣子問他，古人說的“死而不朽”是什麼意思？叔孫豹說：“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意思是說，最高的是德行上有建樹，其次是功業上有成就，再次是言論上有創造。“德行”、“功業”、“言論”三者，即使過了很久的時間，也不會消失和磨滅，這才叫做不朽。
叔孫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魯昭公元年（前541），叔孫豹代表魯國在虢國與各國諸侯相會。他為了維護魯國的榮譽和安全，拒絕接受楚國的賄賂，並表示寧願以身許國，也不做那不顧廉恥節義的事。有個名叫趙孟的人聽了以後，深有感觸地說：叔孫豹“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即‘三不朽’），義也。有此四者，不可戮乎？”結果，楚國接受了趙孟的勸說，終於不再為難他，也不敢加害於他。
叔孫豹的“三不朽”，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人生在世，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質，要有光輝的業績和偉大的精神。他此說對後世有著重大影響。如孔子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老子的“不自伐，故有功”，《禮記》中“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等至理名言，都與其一脈相承。
廣州“貪泉”遺址
浮梁縣署三堂楹聯
諸葛亮故居紀念館
2、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
由義為榮，背義為辱
語出陸九淵《與郭邦逸》。意思是：君子的本質在於遵從道義，遵從道義的（他的言行）則威重，喪失道義的（他的言行）則輕浮，（君子）按照道義行事就感到光榮，背棄道義行事就覺得恥辱。
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靜，號象山，江西金溪縣人，著名教育家和理學家，曾與朱熹進行過著名的“鵝湖之辯”。
思與悟
在古人看來，君子之所以成為君子，是因為他“以義為質”，遵從道義，堅守正道。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從政之人尤其要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自覺做一個知榮明恥的人，做一個重義守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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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翱“還珠”
王翱（1384-1467），字九皋，今河北鹽山人。明朝永樂進士，曆仕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五朝，70歲時被任命為吏部尚書，成為“聲實茂著”的一代名臣。
王翱在吏部任職期間，他的女婿賈傑在京都附近的地區做官，王夫人經常去京郊接女兒回家省親。賈傑便對妻子說：“嶽父是吏部尚書，親掌官員升遷大權，如果將我調到京城任職，你就可以從早到晚侍奉母親；況且調動我如振落葉，為什麼他這麼吝嗇呢？”女兒將此意告訴了母親。一天晚上，王夫人“置酒跪白公”。王翱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離家到朝房住宿，十多天以後才回府，最終也沒為女婿調職。
王翱做都禦史時，和一個太監一起鎮守遼東，相處甚好。後王翱改任兩廣總督，太監送給王翱四枚大珠。王翱堅辭不受，太監說：“這珠可不是受賄得來的。先皇把鄭和所買的西洋珠賞賜給左右近臣，我得到八枚，現在拿出一半為你贈別，你應該知道我並不貪財啊。”王翱收下大珠子，縫入所穿的上衣裏。後來回朝，太監已死，王翱找到太監的兩個侄子說：“你們的老人很清廉，你們難免苦於貧困吧？”二人都說：“是。”王翱說：“如果你們有所經營，我幫助你們出錢。”二人嘴裏答應，但心裏不信。王翱屢次催促，他們便假造一張五百兩銀子的買房契約，告訴王翱。王翱拆開上衣，拿出大珠子交給他們，原來的封印依然如故。
這正是“廉正剛方一柱石，寡欲清心五朝臣”。
3、君子之所安，必小人之所不安也
語出劉辰翁《安齋記》：“體之所安者，未必心之所安也；君子之所安，必小人之所不安也。未聞君子而又安小人之所安也。”意思是：身體所能安享的事物，未必是心靈所能安享的事物；君子所能安享的事物，一定是小人所不能安享的事物。從來沒有聽說過身為君子，卻又能安享小人所安享的事物。
劉辰翁（1232-1297），字會孟，號須溪，江西吉安縣人，官至太常博士。
思與悟
自古人們就“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為官者當有“君子”之德，聞義爭為、見利相讓，反對見利忘義、以利損義的“小人”行為。如果損人利己心不跳，跑官要官臉不紅，出賣人格無所謂，又哪來人生之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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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痛斥穆彰阿
王鼎（1768-1842），字定九，號省匡，陝西蒲城人。道光五年（1825）任軍機大臣，後授戶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晉封太子太師。鴉片戰爭時期，堅決主張抗英，力挺林則徐，反對議和割讓香港。穆彰阿是嘉慶、道光兩朝顯赫一時的權臣，門生、故吏滿天下，在朝中形成了左右政局的“穆黨”。
王鼎與穆彰阿同任軍機大臣，素來厭惡穆彰阿的虛偽，更鄙視他誣陷林則徐等人的醜惡行徑。在朝中，每次遇到穆彰阿，都要當麵厲聲加以斥責，而穆則做賊心虛，總是“強為笑容，避之”。
一次，二人同時被道光帝召見。王鼎當著皇帝的麵，義正辭嚴地質問穆，“如林則徐之賢，汝何故必令遣戍新疆？是直宋之秦檜、明之嚴嵩耳。行見天下事，皆破於汝手！”穆彰阿自知理虧，“默然不與辯”。不辨奸佞的道光帝對王鼎說：“卿醉矣。”次日上朝，王鼎繼續仗義執言，為林則徐申訴。道光帝竟拂袖而去。
王鼎悲憤之餘，仍期望道光帝有所覺悟。“歸而欲仿史魚屍諫之意，是夕，自縊死”。臨死前留下遺疏，極言彈劾穆彰阿之奸，剖辯林則徐的賢能與無辜。道光帝雖對王鼎之死加以撫恤，但並未采納他的諫疏。
王鼎不惜一死向皇帝進諫，這是封建時代有正義感的臣子所能采取的最後行動。他的死雖未達到保住林則徐、保住香港的目的，但他以死殉國之大節，至今令人動容。
4、名節不立，而風俗之壞，天下之最大惡，甚可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