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人權運動”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胡適被貫以“反黨分子”的頭銜，並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於是，胡適北上北平，在北大謀得一席之地後，他也開始了改造新北大的計劃。1931年到1937年，在胡適的人生經曆中自成一個重要的階段。“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得“國難”臨頭的北平學術界，無法再專心於學術。胡適等人不得不站出來，為中國的政治出路而思慮。在1932年5月《獨立》正式發刊之前的一段時間，胡適等人經常組織一些聚會，來討論中日爭端，並且形成了關於中國政治問題的一些基本主張，經常參加這個討論的“八九個朋友”，也就是獨立社的核心成員，最終自酬經費促成了刊物的發行。這是胡適繼《努力周報》、《新月》之後，主導的另一個刊物，而它也深深帶著胡適群體的特色和那個時代的烙印。
定期的討論、聚會，知識分子自籌經費興辦刊物，以及以幾個主要朋友為核心開展刊物的日常工作，確實是胡適辦刊的一貫作風。在當時維持刊物的運作是相當困難的，陶孟和就以自己興辦《時代評論》的經驗為先例，最後他並未加入獨立社。然而在胡適等人的努力下，《獨立》以高效率的工作，贏得了巨大的成功。“獨立社”社員僅有十一個人，當時排字費用不算太高，胡適和章希呂則親自負責校對，而撰稿人一律沒有稿費，包括外來稿件。《獨立》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發表政見的舞台——胡適親切地稱這個時期為“小冊子的新聞事業（Parmphleteeringjournalism）的黃金時代”。第一期《獨立評論》隻印發了兩千冊，而一年內發行量已經達到了八千冊，兩年之內達到了一萬五千冊，而隨著它的影響力和發行量的增加，最初需要社員捐款維持的局麵也得到改觀，兩年後社員捐款停止。到1937年被迫停辦，《獨立》一共出了244期。它成為當時著名的刊物，其讀者群體包括了學生、職員、軍人等，並且散布在全國各地。《獨立評論》的作者群體主要來自於大學教授、學生、公務員、研究員、中小學教師、助教、報人等各個職業團體，從地域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北方。
正如刊物的名字所宣示的那樣，胡適希望保持一種“獨立”的批評立場，“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希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隻期望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這種態度即胡適說的，一方麵“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另一方麵，“不依賴任何政黨，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獨立》群體的言論很好地體現了這種訴求。在一些根本的政治意見上，《獨立》成員基本保持了一致（比如國家應該尋求一個“社會重心”；實現全國的統一；以漸進的社會改良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但是這並不意味他們內部在具體問題上沒有分歧——蔣廷黻和丁文江都認為中國應該經過一個“獨裁”的階段，而胡適則堅持中國最適合實現民主政治；傅斯年對於胡適等人解決中日問題依靠“國聯”支持的言論極為不滿；而胡適的“民主幼稚論”、丁文江不惜一切代價換取和平的言論也遭到《獨立》內部許多人反對。《獨立》成員確實體現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傳統。胡適還指出，對於公開的政論必須持一種“無所苟”的謹慎態度，“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或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這種一言一舉都關係國家命運的自覺的責任倫理，體現了胡適等新式學人群體的“公共意識”，也是對於傳統儒家“天下興亡”道德責任的承繼。
一般都把胡適為首的學人群體，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如果“自由主義”是作為一種本質性的定義的話，那麼顯然給胡適等人貼上這個標簽，是大有問題的。如果我們隻是把它作為一個分析性的“指稱”，而尋求在曆史的考察中來不斷地規範它、修正它，那麼《獨立》時期則是胡適一生中最值得注意的。1930年代是一個國家危機的時期，胡適等人逐漸放棄了他們的“個體主義”的立場，而紛紛尋求塑造一個導向現代化的“權威”基礎。不論是提出以“建國”、“獨裁”，還是一整套理性化的現代製度（如民主、憲政、專家治國、文官製度等）來團結民心，都是出於對“秩序”的追求，甚至不惜在此前提下犧牲寶貴的個體自由。因此，於“獨裁”主張最力的，卻恰恰是這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胡適雖然表麵上主張民主，實際卻正是出於對“獨裁”政治效能的肯定。他的理由是“獨裁”是一種要求高度政治知識的政治，而中國政治知識的缺乏，隻適合於行“幼稚”的民主政治（詳見第四章）。因此，很難想象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胡適始終是一個“自由主義”的鬥士，至少1930年代的胡適表現出更多的民族主義和國家意識，這也是《獨立》的時代主題。關於1930年代胡適的政治態度，學界帶有太多的價值和道德評判的意味，而未能很好地表現出對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