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中國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物》，《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二十六期，1933年7月3日。
陳之邁：《我國的憲法問題》，《國聞周報》第十二卷第二期，1935年1月7日。
張其昀：《中國國民之分析與民治之正軌》，《時代公論》第6號，1932年5月6日。
梅思平：《再論黨治問題》，《時代公論》第2號，1932年4月8日。
“廢戰運動”主要反對蔣介石為籌集“剿匪”經費而向他們強行增加攤派的“國債”，這個本來出於資本家自身利益發起的運動，很快得到了社會各界團體的支持。不過，這個運動很快便在國民黨的高壓下歸於失敗。參見（美）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77—80頁。
胡適：《廢止內戰大同盟》，《獨立評論》第3號，1932年6月5日。
天津《益世報》社論，1932年5月27日。
馬季廉：《中國政治何以不上軌道》，《國聞周報》九卷一期，1932年1月1日。馬季廉：《中國政治出路商榷》，《國聞周報》九卷三十二期，1932年8月15日。
本文強調思想界在1930年代對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體現出一種難得的“現實主義”取向，即反對價值的論爭而體現出對事實研究的重視。隻有在這一前提下，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主”與“獨裁”論爭，詳見第四章。
這八九個朋友是指胡適、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後來陶氏並未參與，因此除外。參見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年，144—145頁。
胡適：《丁文江傳》，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3年，120頁。
以上數據可以參見《獨立評論》的相關統計。以及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
本表主要參考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12—13頁）以及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0—92頁），但是又有一些修改。表中人物的排列次序基本按照他們與《獨立》關係的密切程度，並沒有完全按照發表文章的數量的多少，排在前列的即是胡適所說的《獨立》創始者和核心成員的那“八九個朋友”。發表文章在10篇以下的都未收入，但是何廉、周炳琳、周詒春三人除外，他們三人都是後來加入“獨立社”的社員。陶孟和未能收入，他隻是最初參與聚餐的討論，後來並沒有加入獨立社。
《獨立評論》第一號，引言，1932年5月22日。
胡適：《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獨立評論》46號，1933年4月16日。
當前有一些論者為了維護胡適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中的領袖地位，顯然忽略了《獨立評論》時期胡適對“獨裁”的態度。他們的相關文章可見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
張君勱：《輿論的造成與保障》，《再生》4卷6期，1937年6月1日。
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冊，1931年11月1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參見餘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收於氏著：《中國知識分子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參見章清：《“學術社會”的建構，與知識分子的“權勢網絡”：〈獨立評論〉群體及其角色與身份》，《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李家驤：《“國社”“民社”骨肉團圓》，引自方慶秋編：《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4—6頁。
參見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107—109頁。
全麵抗戰爆發後，張君勱和張東蓀與民主同盟關係密切。但是戰爭結束後，這種聯盟逐漸瓦解了。張君勱在1940年代達到了他個人組黨參政事業的高峰，民主社會黨參與了“國大”的競選，不過這也成為了他和張東蓀分歧的導火索，而民主社會黨也因此開始內部的公開分裂。參見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1940年代，二張在一些基本觀點上產生分歧，張東蓀似乎進一步被蘇俄在二戰中的成就所吸引，他認為蘇俄體現了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結合。參見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上海觀察社，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