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建設的前途不可堵塞了》，《大公報》星期論文，1934年3月11日。
這方麵的研究有許多，可以參見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謝泳一書收集的文章，主要爭論究竟是胡適還是魯迅能夠真正代表中國的自由主義，進而可以指明中國發展的道路。應該指出，人們一致將自由主義作為胡適一生的追求，然而胡適在1930年代對集權主義的態度，似乎少有人作過細致的考察。謝書中收集的一些文章也注意到了胡對集權主義的好感，可是認為胡適很快修正了自己的觀念，開始自覺地批判集權，則顯然有為人隱之嫌。同時，胡適所理解、所闡釋的“自由”，是否能以西方自由主義的標簽來囊括，也是大有問題的。
胡適：《易卜生主義》，《胡適文存》卷四，亞東圖書館，1921年。（民國叢書影印本）
胡適：《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大公報》星期論文，1935年9月29日。
當然，胡適此論，主要是針對時論以憲政為政黨“分贓”提供了便利的看法，從而試圖消除政黨競爭的負麵影響，為憲政辯護。然而以國家在政黨之上，認為政黨意識影響到國家意識的想法是明顯的。薩孟武對政黨數量與國家權力集中的關係，亦有相似的論述，“就民主思想來說，政黨是代表民意的，兩黨代表的民意當然比一黨多，而多黨所代表的民意又將比較兩黨更多。就行政效率說，政局是需要安定的，兩黨交握政權的政局（英國）比較多黨妥協的政局（法國）安定，而一黨把持政權的政局（蘇聯）又比較兩黨交握政權的政局安定。”參見薩孟武：《政治學新論》，大東書局，1948年，18—19頁。
胡適：《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獨立評論》第150號，1935年5月12日。
關於二者的區分，參見哈耶克著、鄧正來譯：《自由秩序原理》第一章，三聯書店，1997年。
胡適：《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獨立評論》第150號，1935年5月12日。
人們對現代國家的認同完全可以源於它是一個理性化的集合體，代表了理性主義的現代思維和操作方式，出於對“合理化”的信仰。同時，國家也有其道德的基礎，一國經過長期的曆史進程，最終發展成為現代國家，共同經驗積澱成為“傳統”，人們在傳統中找到“認同”的基礎，因此人們對國家的信仰也可以出於一種“合法性”的認可。
張君勱：《東西政治思想之比較》，收於《民族複興之哲學基礎》，再生社，1936年。
參見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關於“有機體”的國家說，參見狹間直樹：《〈新民〉略說論》，收於狹間直樹主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張君勱1920年代曾追隨梁啟超周遊歐洲德、法等國，對德國思想非常熟悉。參見張君勱：《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之經過》，收於《中西印哲學文集》，台北：學生書局，1981年。
張君勱：《菲希德〈對德意誌國民演講〉摘要》，《再生》一卷三期，1932年7月20日。
奮勇譯：《菲希德演說什麼叫愛國心》，《國聞周報》九卷十二期，1932年3月28日。
張君勱：《菲希德〈對德意誌國民演講〉摘要》，《再生》一卷三期，1932年7月20日。
參見賀麟：《康德、黑格爾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收於氏著：《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商務印書館，2002年，78—129頁。張頤回憶說，“一九二四年春，餘自歐洲抵滬上時，所遇友朋皆奢談康德，不及黑格爾，競言認識論，蔑視形而上學。”可見其時，人們隻知康德，不知黑格爾。見張頤：《讀克洛那、張君勱、瞿菊農、賀麟諸先生黑格爾逝世百年紀念論文》，《大公報》文學副刊，1931年12月28日。
參見《大公報》文學副刊，1931年11月9日，1931年11月23日，1931年12月3日，1931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