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體製”的確立與知識分子的思想論爭
第二章探討了思想界對塑造現代“國家”認識的深化，以及“國難”之際“國家意識”增強的基本情況。第三章將討論國民黨政治體製的特點，以及其在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地位。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後，逐漸在政治製度上確立了“訓政”的基本體係，同時也意味著“以黨治國”的開始，這引起了當時思想界的激烈討論。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其一，“黨治”是否幹涉到了個體的“人權”，尤其是民眾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其二，國民黨是否有資格來實行“訓政”？其三，是應該繼續“黨治”，還是結束“黨治”，實行“民治”？在“國難”危機的形勢下，國民黨為了獲取民眾的支持，不得不宣布要實行“憲政”，於是思想界又有關於中國的現狀是否需要實行“憲政”，以及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憲法的討論。
一、國民黨“黨治”的確立及其特征
1“訓政”的開始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雖然國民黨內部黨爭激烈，但是其統一全國的形勢已經基本確立。國民黨已經走向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成為名副其實的執政黨。按照其既定的黨綱，這意味著國民黨“軍政”的結束和“訓政”的開始。
在孫中山所擬定的建國大綱中，明確規定了其革命程序之三個時期，即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軍政時期的任務是，“政府一麵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麵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①“北伐”的成功和國民政府的成立標誌著軍政時期的任務已經基本告成，於是如何實行“訓政”便提上了國民黨的議事日程。雖然處黨內派係林立、黨外軍閥割據的困境，1928年10月3日，國民黨通過了《訓政綱領》，正式宣布實行“訓政”，“中國國民黨實施總理三民主義，依照建國大綱，在訓政時期訓練國民使用政權”。②可見，“訓政”的原則，基本秉承了孫中山的建國大綱的構想。1931年5月5日，國民政府召開了“國民會議”，通過了《訓政約法》，從而進一步規定了“訓政”的實施辦法。
孫中山的民主理論，主要體現為他的權能分治和五權憲法的思想。在他看來，民眾應該享有“政權”，主要表現為選舉、罷免、創製和複決的權利，而政府執行“治權”，分為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之五權。在孫中山的憲政構想中，“國民大會”是全國最高機關，它總攬“政權”，下設政府，進而分立為五院，執行“治權”。③但是鑒於中國民眾政治能力還不能達到自由運用“政權”的地步，因此，孫中山認為在“軍政”結束之後必須經過一個“訓政”的階段，在這一時期由政府訓練人民參政議政的能力，以期民眾可以漸進於現代民主政治。“訓政”時期，政府代替人民行使中央統治權，而孫中山的意思，似乎以地方自治為培養民眾行使四權的基本訓練，因此，他以地方自治之進展為“訓政”的標尺：
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
就是說，待地方自治完成，民眾的訓練可以初步成功，則自然可以由“訓政”而轉入“憲政”，“全國有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④但是，孫中山對於“訓政”時期，黨與政府的關係似乎沒有清楚的論述。他指出由“政府”來訓導民眾，然而在國民黨執政之後，國民黨自然成為國家的主導，則由國民黨來“訓政”則成為必然之勢。《訓政約法》中指出，“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在1928年的《訓政綱領》中，明確指出由國民黨直接“訓政”，後來經過國民黨內一番鬥爭，認為應該尊重總理的遺誌，由“政府”訓導民眾，故而在1931年的《約法》中規定，“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政權之行使由國民政府訓導之。”⑤然而黨仍然居於政府之上卻是事實。即以胡漢民最初組織“國民政府”的意思，也在於使得政府成為黨的命令的執行機構，“在黨一方麵，一切政治的思想與主張……迨其成熟結晶，為具體的政綱與政策，然後由政治會議之發動，正式輸於政府，置之於實施，在政府一方麵則凡所接受之政策與方案，皆有負責執行之義務，有政必施，有令必行”，同時“自其五院分立之關係言之，國民政府需有其五院彙集之總樞紐否則五院不相連屬，勢切引起事權上之衝突”，則政府的作用在於，連接政治會議與五院（即黨與政府），以政府總彙五院。⑥因此，“國民政府”雖然不是名譽的機構，顯然具有一定的實際權力，但是它的作用在黨有效地製約政府，卻是顯著的。可見，“訓政”的實質，就是國民黨的“以黨治國”，此處不同於孫中山的憲政設計的地方，就在於以國民黨的組織取代“國民大會”為全國最高機關，也就是時論所批評的“黨在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