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差不多人人都有一個替天行道的思想與抱負，於是你亦替天行道！我亦替天行道。道相同則結黨營私。道不同則互相攻擊甚至於殘殺。國民黨要拿它的三民主義奉為經典，把孫中山的遺囑定為天憲。共產黨要把所有的異己一律殺完。我以為這都是那種替天行道的心理在那裏作祟。亦正是所以中國人一聽共產主義便能入耳的緣故。亦就是本來一個普通政黨的國民黨而偏偏要采取蘇俄專政形式的緣故。
然而，國民黨從形式上可以學習蘇俄黨的治國模式，本質上卻是中國政治傳統的產物。既然以為自己掌握了“道”，那麼就不僅要求黨內的絕對服從，而且要求一切人的服從。“替天行道”的心理容易造成“黨同伐異”，而要求消滅一切“道不同”者，於是引起政治上的“不寬容”。
在張東蓀看來，黨“專製”造成了一種吊詭的結果：在黨外試圖消滅一切異己的同時，卻無法消除黨內的四分五裂，導致黨內“個人主義”的盛行。政黨所需要的內部團結無法形成：
國家機關以平等原則而成；政黨必須以領導原則而成。所以實行一人一票的民治精神隻能用在國家機關的產出上，而不能完全用於黨內。如果黨內必須實行民治，則黨的基礎必見動搖了……因為政黨的基礎是建立在於政綱與黨的首領上。黨員的加入原以同意於黨綱為限，乃是所謂‘跟從者’（Followers）。政黨是要黨員來跟從黨魁；卻不必事事取決於黨員的多數表決。
國民黨內主“黨治”和主“民治”的爭論，也可以說是“政見”上之不同所致。既然“政見”分歧，則在西方政黨自然可以自由退出，而在國民黨卻不能容忍。黨員所效忠的是“黨義”，因此即使“政見”上有不同，“主義”卻隻能有一個，不同派係隻能勉強在一起。張東蓀認為，中國“專製”的習慣必然造成對黨內不同“政見”的壓製，久而久之，黨眾對於“黨義”漸失信仰，離心力漸長。
總之，張佛泉等人重視的是國民黨缺乏“新式專製”的種種條件；張東蓀則提醒人們注意國民黨政權與“舊式專製”的種種聯係，這些聯係製約了國民黨成為真正的現代政黨。
（四）挽救“黨治”失敗的努力。“國難會議”前後，思想界紛紛宣判了“黨治”的失敗，《國聞周報》的馬季廉更是指出“黨治”的失敗和中國政治陷入困窘之時，一場新的社會革命則在孕育中。
國民黨內部也漸漸出現由“黨治”向民主化的趨勢。汪精衛和於右任作為國民黨理論的維護者，極力辯解“黨治”的重要性，但遭到以孫科等人為首的黨內“民主派”的批評。孫科強調了孫文學說根本是一種民主理論，而“黨治”背離了孫文的本意。他還指責汪精衛、於右任不肯承認“黨治”的失敗，是與時代要求背道而弛。孫科在1932年曾短暫組閣，雖然孫科政府隻維持了三個星期，但是他的組閣卻是國民黨順應民主化要求的產物。
同時，黨外的民主壓力也並非隻限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批評，而是擴大到其他社會階層的廣泛“參政”。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江浙的資本家曾遭到蔣介石的經濟掠奪和壓製，這時由於國民黨政府財政政策的轉向，資產階級重新又活躍了起來。上海的資本家開始譴責國內的軍閥混戰，因為軍費攤派成為政府搜刮資產階級的最好借口。1932年8月底，廢止內戰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全國各地的工商代表組織參加了成立大會，要求拒絕購認公債以製止軍閥內戰。“廢戰運動”把“國難”後的民主化運動推向了一個高潮。
國民黨內部在尋求著醫治“黨治”危機的辦法。孫科等人確實希望能夠使得國民黨由革命黨變為服務於建設的黨。1931年底，國民黨的四全大會上，居正強調了要吸收黨外優秀分子為黨的新鮮血液。1932年4月，孫科在《抗日救國綱領》中指出，應“鼓勵黨員之社會職業活動，及加入職業團體，以恢複黨員獨立精神，及取得領導民眾之地位。”這裏的意圖即在改變國民黨黨員的組成成分，並使得黨員由革命分子轉為可以為建設服務的新型人才。而在蔣介石看來，國民黨內部已經缺乏他可以動用的資源，因此他寄希望於培養效忠於國民黨的青年力量，並讓他們改變國民黨的組織成分。同時，蔣把他的注意力由黨內（蔣此時已無法染指黨的最高權力）轉向對於民眾的動員，強調國民精神的培養和國家意誌的集中。
國民黨“黨治”的問題，可以與當時的蘇俄相比較。蘇俄政治架構的確立，也正是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這一段時期。蘇俄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由革命到執政的轉型，也就是從列寧時代到斯大林時代的交替。列寧關心的是，如何調動更多的階層參與革命的問題，斯大林則必須為如何建立一個強大而有權威的政權而努力。通過一係列的鬥爭和運動，以工農聯合和階級鬥爭為革命的號召與手段，蘇俄終於奠定了政權的基礎，實現了政黨對於經濟、政治、社會的全麵控製，同時又以“一五計劃”的建設成績贏得了“合法性”。這樣蘇俄不僅保持了列寧時代政黨的動員能力和組織、紀律，更將政治參與的力量由“革命”導向了“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