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的各種法律和文件中，規定了保護民眾基本權利。然而實際上，對人權的保障隻能是“形式”的，“人民雖可發表言論刊行著作，但另有出版法，予以嚴格之限製，人民雖可集會結社，因有‘人民團體組織方案’及‘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存在，不能免黨部幹涉；又常恐嚴刑峻法以繩其後，以致此等自由權，名存而實亡。”知識分子自然苦於各種對於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限製。而在“國難”危機之下，國民黨更有借口國家各種機密不得外泄，而可以隨時限製各種知識分子的出版物。當時，國民黨關於新聞檢查主要有兩個禁止的原則，“凡對於黨政設施有事實之根據，而為善意之言論者，除涉及軍事或外交秘密或妨礙黨國大計者外，均的（得）自由刊布之，但不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30年代雖然屢次做出了保護人權的承諾、以及尋求與知識分子諒解的行動，但是國民黨對於新聞限製的辦法卻增加了。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開始擔心“公共輿論”將無法有效形成。
2“公共輿論”如何成立？
近代以來，“讀書人”麵臨著重新定位社會角色的任務。清末以來，儒家政治秩序逐漸崩潰，尤其是科舉製的廢除，使得原先位於四民之首的“士”階層，不得不尋求新的社會定位和政治參與的方式。從舊式“讀書人”到“知識階層”很重要的一步，大概就是形成一種“公共性”的關懷，因此現代“知識階層”的標誌就在於他們通過興辦各種出版物而形成的“公共輿論”。“國難”危機使得知識分子更加增強了自己的這種使命感，如何成為通上下之情，使得政府和民眾能夠加深了解的“中間力量”，正是他們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因此，1930年代，知識分子非常關心“公共輿論”如何成立的問題。
胡政之說，輿論即“公意”（借用盧梭）的代表，而30年代的“公意”就是如何形成民族的團結。《大公報》的社評指出，“吾人私願，唯欲常能伸訴國民之公意與感情，使之能融合凝固，同時對內部枝節的歧異，願為之疏解，誓願見全國精神的統一，以支持國家之自存！除此以外，就私的意義言，對一切人無希冀，無恩怨矣。”在此，一再強調其代表“公意”，一方麵固然是試圖打消國民黨黨、軍各方勢力對其為難當局的疑慮，同時也明確地表明了他們代表民意的堅實立場；而其願意“疏解”內部歧異，以求達到“全國精神統一”的目的，也說明他們試圖扮演民眾和政府的中間人的角色。這種角色的定位，頗類似於清末的革命知識分子以“中等社會”自居的心態。他們希望成為民眾與政府合作的橋梁。隻是這種夾在中間行事的角色又往往是兩邊不討好，胡適既要保持《獨立》代表公論的地位，同時又要作出支持政府的姿態，結果常常陷入兩難的境地。
既然輿論代表了公共的意誌，那麼就必須具備足以保障它的“公共性”的一些途徑，胡政之在論述輿論如何發揮作用時指出：
（健全的輿論）至少應該先把事實真相，赤裸裸地公表出來，供大眾之認識與理解，然後根據真知灼見，由少數有識解的人們，無忌憚地加以批評糾正，拿出具體主張。此際如果另有一部分少數識者，別具見地也盡可以公開研討，不客氣地交換意見，彼此切磋，再由大多數人在這許多不同觀點之間，根據他們對於事實之認識和理解，運用其自由而無成見的理智，選擇一種他們所認為比較合理的議論，一致起來讚成他、擁護他、主張他，經過如此階段，這便可以成為所謂“健全而合理的輿論”。
可見，輿論的作用體現在兩個主要方麵：其一自然是要向大眾提供基本的信息，使大眾明曉事實的真相；其二，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對於基本事實得出自己的見解，並且由大眾經由自己的理性判斷來選擇他們擁護的主張。應該說，隻有在多元的意見自由發表的環境下，“公共性”的認識才能真正形成。胡政之當然是以西方的自由言論為其論述的參照的，結合中國的情況，則輿論的這兩個環節都無法保障。即以使民眾明曉事實而言，其時便有種種限製製約了新聞的來源，致使新聞報道困難重重。胡政之說，“最近兩三年因為政府檢查電報新聞，幹涉言論紀事，各報都成了平凡化，就有好新聞，誰也刊登不出，縱有好記者隻好撫髀興歎。”胡政之是檢討新聞業的衰落，然而就此可以看出，一般民眾連了解事實的機會都少有，就更不要說對於政治的批評和建議了。故而知識分子要在知曉真情的前提下，才能開展他們對於國家政治前途的思考，就失去了基本的條件。
輿論的無法造成，還在於民眾對於新聞報紙所持的懷疑態度。胡政之說國人以前往往把把辦報看作是“文人無行的勾當”，對於報人持有極大的誤解。他更進一步指出，輿論之缺乏更由於國民的根本陋習：
中國國民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不說真話，而且不許人說真話！因為不許說真話，所以整個社會充滿著詐偽、虛驕、自欺欺人的空氣，把人生也弄成空虛而沒有意味。久而久之，誰都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甚至積非成是的結果，間或有人敢於說真話、辦實事，大家反而懷疑、敵視，甚至要打倒他而後已。唯其如此，社會上隻有“鄉願”，隻有“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