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見朱亦鬆：《中國國家的倫理基礎問題》，《再生》1卷6期，1932年10月20日。
張東蓀：《為國家計與為國民黨計》，《再生》1卷6期，1932年10月20日。
張東蓀：《“國民無罪”：評國民黨黨內的憲政論》，《再生》1卷8期，1932年12月20日。
張東蓀：《為國家計與為國民黨計》，《再生》1卷6期，1932年10月20日。
季廉：《社會革命之危機》，《國聞周報》9卷6期，1932年2月1日。
短命的孫科內閣因江浙財閥的不合作而迅速倒台，詳見（美）小科伯爾著、蔡靜儀譯：《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63—69頁。
同上，77—80頁。
（日）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譯：《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77頁。
孫科：《抗日救國綱領》，《申報》1932年4月25日。
參見（美）易勞逸：《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
《再生》的朱亦鬆說，“我認為過去革命政治的失敗雖有種種原因，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原因，便是國民黨誤用他們在野時代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手段，作為掌握政權時代的指南針。”朱亦鬆：《國民黨的病源》，《再生》1卷4期，1932年8月20日。
馬季廉：《認清自己的失敗》，《國聞周報》第九卷四十九期，1932年12月12日。
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收於《政治論文》，新月書店，1932年。
記者（張君勱）：《我們與他們》，《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記者：《本誌第三年之運命與使命》，《再生》3卷1期，1935年3月15日。
《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勱致汪精衛蔣介石書》，引自方慶秋編：《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19—82頁。
《蔣介石汪精衛複張君勱書》，引自方慶秋編：《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82頁。
陶其情編：《評胡適反黨義近著》序，上海光明書局，1930年。
《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1929年10月21日中央44次常會通過），引自歐陽哲生編：《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與他的論敵》下冊，時事出版社，1999年。
記者：《本誌第三年之運命與使命》，《再生》3卷1期，1935年3月15日。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144—145頁，嶽麓書社，2003年。
政之：《中國為什麼沒有輿論》，《國聞周報》第十一卷二期，1934年1月1日。
《本報解除停郵處分》，《大公報》社論，1935年12月12日。
鄒文海：《請看憲法草案第一條》，《再生》1卷12期，1933年4月20日。
《關於言論自由》，《大公報》社論，1935年1月25日。
本文使用“公共輿論”特指1930年代思想界所討論的一些基本問題。“公”在這裏代表了“民族利益”，即民族危機下，如何使上下一心共赴“國難”。這個“公共輿論”體現在知識分子興辦的各種刊物和報紙的言論中，也體現在知識分子思考“輿論如何成立”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這裏使用的概念，不同於時下討論熱烈的“公共領域”（Publicsphere）。關於“公共領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討論，參見鄧正來、J·C·亞曆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公共領域”理論的基本內容，參見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譯林出版社，1999年。
《本報解除停郵處分》，《大公報》社論，1935年12月12日。
政之：《中國為什麼沒有輿論》，《國聞周報》第十一卷二期，1934年1月1日。
政之：《作報與看報》，《國聞周報》第十二卷一期，1934年1月1日。
同上。
政之：《中國為什麼沒有輿論》，《國聞周報》第十一卷二期，193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