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世界政製趨勢與中國背景
以往史學界對1930年代“民主”與“獨裁”政製的論爭，研究是比較多的。①然而，相關論著大都著眼於論爭本身，關注於論戰中各方的立場，未能深入其曆史背景，且多有“後見之明”，缺乏“同情之了解”。關於中國應該實現什麼樣的政製的論爭幾乎持續了整個30年代，這次民主與獨裁的爭論決不是孤立的。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場論爭，必須考察30年代思想界對於中國政治製度的全麵思考。②即使是就獨裁與民主問題本身的討論，史學界目前的研究也頗有盲點。③
本文關注的是論爭產生的時代環境和思想背景。本文分五個部分展開：“獨裁”與“民主”之爭是在30年代特殊的世界背景下展開的，當時“資本製度”遭遇了空前的危機，本文先從“資本製度”的危機談起；這一危機造成了世界範圍內“統製主義”政製思潮的盛行，也深深影響著中國“思想界”④的動向，這是本文第二部分關心的問題。文章第三部分，將討論民主製度所遭遇的困境，這對於思想界理解西方的民主製度提供了新的契機。第四部分，將關注思想界對於中國政治出路問題的思考，這是促成民主獨裁論爭背後的問題意識所在。最後，我將回到民主與獨裁論爭事件，檢討學界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一、資本製度的危機
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波及到了世界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場空前的災難。大量的人口失業，資本主義盲目地生產，而同時勞動者的購買力卻直線下降，生產的東西買不出去，隻好銷毀以平衡供需關係，從而造成了極大的社會物產的浪費。馬克思對於剩餘價值和經濟危機的論述，似乎一夜之間得到了驗證：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不是絕對過剩，而是相對過剩，隻是相對於消費者的購買能力是“過剩”了。這使得人們對於“價格體係”失去了信心，當時在美國非常流行的“技術統治”（Technocracy）的倡導者就要求廢除“價格體係”，以“能力”（Energy，即若幹年內單位機器效能提高比率）計算的複雜手段替代通過價格製度來獲取消費品的市場體係。⑤這自然是針對資本製度的社會危機。機器生產的效率越高，勞動者失業率就越來越高，機器生產的進步帶來的卻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當時資本製度的弊端，一個顯而易見的方麵就是它隻關注於生產，而不顧消費的利益，這使得人們距離資本主義曾經許諾的幸福美好生活越來越遙遠了。⑥
資本主義認為供需的關係應該由市場行為來進行調節。19世紀“自由放任”的資本製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使得市場可以自由調節生產，政府行為不應幹涉經濟活動成為了人們的信條。亞當·斯密、斯賓塞等自由主義的理論大師們不止一次地提醒過“自由市場”的原理。然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隨著世界範圍內經濟危機的蔓延，“自由放任”的資本製度已經在人們的心目中徹底破產了。甚至，人們認為“自由放任”、缺乏計劃就是“資本製度”的本質。博蘭尼曾經指出，19世紀的資本主義建立在四個製度性支柱的基礎之上：霸權均衡製度、國際金本位製度、自律性市場製度和自由主義的國家製度。⑦其中自由市場製度是整個資本主義的基礎之基礎。自由市場製度的破產也意味著19世紀以來資本製度的基礎已經根本動搖：30年代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美陷入危機，自顧不暇，而德意等國則轉向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德國對於一戰所形成的帝國主義格局衝擊最力，世界逐漸分裂為兩個陣營⑧，霸權均衡製度被打破；各國為了擺脫危機紛紛宣布放棄“金本位”製度，尤其是美國的政策轉向對於世界範圍內經濟結構的變動影響最大，國際金本位製度遭破壞；最後由於將政府力量不斷介入經濟領域，各國在政治體製上也不得不趨於放棄民主製度的一些基本原則，而紛紛尋求政府力量的強化，自由主義的國家製度漸被遺棄。
在資本主義世界為經濟危機困擾的時候，蘇俄的經濟建設卻已經初具規模。“一五”計劃的提前完成，讓世人為之一驚。資本主義世界失業人數一國動輒達數百萬，而蘇俄卻被譽為“世界經濟恐慌中一個沒有失業的國家。”⑨因此蘇俄的經濟政策成為醫治世界經濟恐慌的一劑良藥。張君勱指出蘇俄的最大貢獻就是引起各國對計劃經濟的重視。至此，自由主義國家也開始尋求經濟上的“統製”了。總之，自由資本製度在30年代已經積重難返，而“統製經濟”和集團主義的呼聲遂成為了世界的新潮流。
二、“統製主義”與中國“思想界”
所謂“統製主義”可以分三個層麵來說明。首先，它是指“統製經濟”，即計劃經濟的另一種名稱。⑩此為狹義的“統製主義”。自由資本製度的破產，使得人們開始尋求新的社會改造的道路，這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產生了一種對於秩序和有計劃的社會製度的向往。而蘇俄憑借著經濟上的初步成果，引起了思想界的普遍關注。當時的“統製經濟”的代表就是蘇俄的經濟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