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思想界開始自覺地把英美的“統製”與德意蘇等國區分開來。張君勱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獨裁”政治：
獨裁政治的發生有兩個階段，一九三○年以前的獨裁是一回事，一九三○年以後的獨裁又是一回事。一九三○年以前因為革命的結果，故流於獨裁，如蘇俄意大利是。一九三○年以後情形與前絕不相同，……而英美獨裁政治純粹為經濟上之原因。
這使得思想界的知識分子更容易肯定“統製主義”的積極意義。
“統製主義”的第三層涵義指，它是一種肯定“統製”正麵意義的政治思潮。“統製主義”在中國思想界，成為肯定政府權力幹涉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正當性的政治思潮。薩托利曾指出，“極權主義”是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是指對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政治統治的正當性的信仰和推行。確實，當時思想界大都認為，國家幹涉和介入非政治領域是正當的，是“有計劃”的表現，是對自由主義導致的社會無序的反動。那時“統製”是一個褒義詞，代表了世界政治的新方向（而“資本製度”、“自由市場”等則含有了貶義），不象今天我們提及“極權政治”時往往賦予了它太多的罪惡和反人性的負麵含義。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在民主與獨裁論爭中，即使那些民主論者（如胡適、張君勱等）也對“統製主義”頗有好感。實際上，“統製”思潮成為了思想界的主流聲音。
三、“民主政治在危機中”
“民主”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曾經與“科學”一起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的理想。然而當初傾注了五四青年夢想與希望的“德先生”，卻在一戰後的西方世界遭到了普遍的質疑。《再生》的鄒文海曾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現實是：
以前一致崇拜的民主政治，現在有人懷疑，以前被壓迫的勞動階級，現在要起來獨裁，支配財閥的命運了。在這樣偉大而劇烈的轉變中，代表製度也跟著動搖起來。獨裁製度的勃興，使我們不禁懷疑民主是否最高的理想，而代表政府能否實現民主的理想？舊的度量既已失去了功用，新的標準又已代之而興，一切舊的不成問題的問題，到現在重新有引起激辯的可能。
到了30年代，這些衡量政治的新的標準已經逐漸成型（比如是否能顧及到社會的公正、是否能保證行政的效率），而對於民主的批評也達到了一個高潮。再加上當時民主國家紛紛向“獨裁”政治學習的現實，自然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理解“民主”提出了新的難題。“五四”時期對於“民主”的理解屬於一種“高調的民主觀”，“德先生”成了“德菩薩”。而30年代西方民主製度的危機，使得這一救國的理想從天堂跌落到人間。思想界對於民主的態度開始分裂，一些人仍然在維護作為價值和理想的“民主”的地位，另一些人開始傾向於“低調的民主觀”，試圖通過製度改革“修正”民主製度。
1對西方民主製度的反思
費邊社的拉斯基在中國的思想界曾造成了極大的反響。對於民主製度的危機，拉斯基在30年代的著作《民主政治在危機》中，做了詳細的論證。當時，思想界的“民主過時論”就是受到了拉氏的影響。這位曾經倡議民主、憲政原則不遺餘力的思想界的導師，顯然也是受到了時代趨勢的指引，轉而開始批評民主政治。
拉斯基指出，“今天‘代議製度’的衰落已經體現在各個方麵了”。從選舉本身存在的問題來看，“選舉”已經越來越淪為一種形式。行政機關已經掌握相當的立法權，同時文官製度在國家內的權力在不斷地擴大，這都使得立法機關的權力不斷流失。他更為看重的是民主已經無法代表“平等”的精神。民主的基本原則本應該是法律麵前的人人“平等”，但是今天民主政治卻是代表了特殊階級的利益。他希望人們注意到民主的確立與產業革命所引起的資產階級勢力的強大之間的關係。資產階級是在同貴族的鬥爭中，逐漸確立了代議製度，因此民主製度從其開始，就與資本製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雖然代表的隻是特殊利益，但是民主在一定的時間和條件下是可以存在的。拉氏特別指出，19世紀的種種現實為民主製度在世界各國的擴張提供了條件，正因為有廣大的殖民地為其後盾，為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服務的民主製度，才能維持其存在，可是隨著勞動階級意識和殖民地人民自主意識的覺醒，這種條件已經不存在了。
他認為代議製表現出的種種衰落跡象，實際上是民主政治“精神”的根本危機。如果維持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已經根本動搖，則它的危機必然是致命的。拉斯基指出，民主製度在19世紀曾經造就的輝煌，在20世紀難以再現了。
當拉斯基宣布民主成立的各種條件在20世紀已經漸漸改變的時候，當他斷定民主賴以存在的精神基礎已經瓦解的時候，無疑也表明民主已經不適應時代政治的方向了。這對於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是巨大的。思想界內部對待民主製度的態度於是發生了分歧：民主製度受到的挑戰究竟是根本性的，還僅僅是枝節的？否認民主製度的合理性，是否就意味著必須接受獨裁政治，還是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這些問題糾纏在一起，集中體現在民主與獨裁的各種言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