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改造的兩個路向
本章將討論思想界對於社會改造的基本態度。1920年代末以來的社會史論戰，首先就關注於中國社會現狀的討論，從而為社會的改造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搞清楚中國的現實，才能夠決定如何下手。因此1930年代思想界對於社會改造的思考，就成為思想發展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同時，隨著一個新興政權逐漸開始走上正軌，各種現代化導向的事業發展起來，而社會自主領域的發展與強大也成為必然，於是如何處理政府在社會領域中的地位，如何保障社會的健康發展，這些重要的問題擺在了思想界麵前。胡適確實曾經為政府在社會改造中所應該承擔的角色而憂慮，在他看來，政府似乎應該為社會的正常規範提供基本的前提——比如統一與安定的政治環境，但是他排斥政府在社會領域的廣泛介入。①國民政府30年代為社會改造付出了一些努力，它認識到了農村問題的嚴重性。在主要的大城市，國民黨致力於以政府的機構來控製和主導私人企業，蔣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都通過自己控製的國家部門來發展實業，這類似於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思想界顯然十分關心都市與鄉村的協調發展。
社會改造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解決社會財富在各階層中的合理分配。對於“平等”的關注是中國一個傳統的話題，中國文化中一直都有試圖避免社會兩極分化的思想因素。而在1930年代隨著世界範圍經濟危機的影響，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對社會平等的戕害，最容易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警覺。當時，世界各國無不采取種種社會救濟的政策，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和英國工黨上台所采取的社會政策，被中國思想界視為采取“社會主義”的積極姿態。而蘇俄憑借“一五”計劃的極大成功，也提供了社會改造的另一個有效途徑。因此，擺在知識界麵前的兩條道路，即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就引發了社會改造的一係列論爭。
中國各派知識分子都有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即使是以胡適為首的自由分子群體，也對於社會公道的關注和各種“福利”國家的政策，有著濃厚的興趣，美國在1930年代的政策轉向使得胡適等人看到了實現社會主義的曙光。張君勱的《再生》群體，卻一直追隨英國“工黨”的理論後盾——費邊社會主義的步伐，在國家社會黨的理論中充斥了來自柯爾、拉斯基等人的思想因素。同時，蘇俄作為一個強大的國際勢力在1930年代的世界事務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蘇俄的社會改造工程也影響著思想界的選擇。思想界在社會改造的問題上，可以從西方的各國中吸取不同的營養。1930年代西方已經逐漸分離為眾多的路向，那種把西方當作一個整體的思潮已經不複存在②，甚至對於某一國知識分子也開始將其具體分割為不同領域（比如將蘇俄分為政治的、經濟的），在此基礎上思考中國政策的走向。本章就將討論“思想界”麵對西方國家所提供的不同的社會改造道路所持有的態度。
一、20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思潮
中國文化中曆來就有著對一個理想的“公有”世界的追求。《禮記·禮運》篇裏所渲染的“天下為公”的社會景象是曆代許多改革家的政治理想。19世紀末，在康有為和譚嗣同等維新人物的筆下，“大同”世界仍然是人類最理想的生存狀態。孟子“民本”的思想，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警惕社會分化的重要來源。晚清章太炎等人就盛讚民眾的道德性，孫中山也把節製社會財富的過度集中作為其“民生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但是，“社會主義”作為一股思潮能夠全麵影響中國，則主要在西方理論的傳入。在西方基督教傳教士興辦的報刊中，出現了最早的有關“社會主義”的介紹，而甲午戰敗後大量留學日本的青年學生，在日本接受了來自西方的各種社會主義的學說，日本成為了中國知識界輸入“社會主義”理論的中介，一批日文的宣傳社會主義的書籍被譯成中文，而在《新民叢報》和《民報》的論戰中，也頻頻引用到這些學說。同時，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動向，也深深影響著中國思想界對社會主義的早期理解，1906年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分裂，而以幸德秋水為代表的左翼則宣揚“無政府主義”，他們主張同盟罷工和暗殺來推翻政府，當時革命派的領袖章太炎和劉師培等人深受其影響，這也決定了20世紀初社會主義思潮帶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