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合乎人性的原則應用到社會改造上，便體現為社會公道的一些基本要求。然而，人性的內涵也並非一成不變的，古典的自由主義理論更強調個體自由的絕對優先性。19世紀末以來，嚴複最早把斯賓塞、穆勒等人的自由主義理論介紹到中國來，而洛克、盧梭關於政府建立於“人民主權”之上，經人民的同意訂立了社會契約然後才形成的思想，亦在清末廣為流傳。五四時期，個人的自由更是發揮到了極致。在胡適等人的文章中，個體主義或個人主義代表了人性的主要甚至是全部的內容，胡適所強調的“易卜生主義”便是以思想自由和具有超強的創造能力的個體為理想的人格，而這種理想的人格似乎在現實中也是孤獨的，它與一切外在的力量相抗爭，包括各種權力的結合體，比如政府和意識形態。即使在30年代，胡適也一再表明他對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風氣的向往，他認同斯賓塞的理論，認為應該限製政府的權力，最好隻讓它保留維持治安的警察權。然而，一次世界大戰使得自由的故鄉歐洲陷入了空前的災難，戰爭體現了人性中的欲望和衝動對人類自身無情的摧殘。人性同時具有善與惡的兩麵，在資本主義把人類的創造潛力發揮出來的同時，也釋放出了足以毀滅人類自身的恐怖力量。因此，在戰後許多西方的思想家開始重新思考著人類的本質，並且把他們的焦點投射到19世紀以來的資本製度。在追求富強和物質進步的同時，資本卻忽略了那些人類最根本的幸福的要求：階級的分化使得人類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的需求，勞工階級現在開始用不滿和反抗來表達他們的權益。羅素洞察到了現存製度的不公平從而希望進行根本的改造，“社會主義是一種提倡最廣的改造計劃，它的目標主要在於公平：就是說現在財富上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而社會主義將會消滅不平等。”在羅素看來，不設法改變分配上的不平等，就無法保障人類的公平。這些世界思潮的動向也影響了20年代中國思想界，對於社會公道的基本理解，以及向社會主義的皈依。
如果說，19世紀對於人性中自由一麵的強調是與自由資本時代相適應的話，那麼20世紀以來，更確切地從一戰以來，世界的新變化使得人們相信，對於社會平等的追求和對人類欲望的節製，也成為了“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人類的福祉不僅在於個體的自由發展，更在於全麵地平等地享受人類創造的各種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1922年張君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世界一切活動，以人類之幸福為前提。十九世紀以來，以圖富強之故而犧牲人類。今思反之，寧可犧牲富強，不願以人類作工廠之努力牛馬焉。此義也，吾國人之所當奉行，而十九世紀以來急切之功利論，則敝屣之可矣。”而體現社會公道的原則，就在以社會主義的元素加之於個人自由主義中去，如此方可真正實現人類的幸福。而胡適在1926年的文章中也盛讚了西方文明由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精神演進，“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他更是給予社會主義運動以極高的評價，“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經很可觀了。”不僅“自由”，而且社會主義所體現出的“平等”訴求，同樣被胡適納入了西方文明的根本精神中，這個體現勞工階級利益，甚至通過專政的形式來實現這種利益的運動，也被視為根本合乎正義的原則了。張君勱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出了德國魏瑪憲法所體現出的“社會主義”與“個人自由主義”的部分，認為其很好的達到了即重視個體自由又關照社會公道的目的；而胡適也確實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把自由、科學和社會主義當作了西方文明的基本要素。可以說，思想界在20年代開始相信，隨著時代之轉換，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在個體自由之上加入平等的社會訴求，才合乎人性的本質。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方向，從其初始便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如果說，一戰讓人們對資本製度失望，那麼1929年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則讓人們對自由的市場經濟徹底絕望了。至少在經濟領域，自由主義已經失敗了，“自由”即等同於“放任”，成為了1930年代的貶義詞。“放任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合時宜的論斷，在1930年代思想界的言論中隨處可見。朱亦鬆認為自由不過是實現平等的條件，“先自由而後平等，正是先注重條件而後達到目的的意思”，“我們之所以十分重視自由，便是因為自由乃是實現平等之唯一條件的緣故”。此時自由已經不再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平等的地位逐漸上升，“人性”中諸多價值的平衡逐漸開始由“自由”的一端向“平等”的另一端滑落。單純追求自由的原則，無疑是有悖人性的，資本主義的盲目生產不僅造成了物質的浪費，更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勞動者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卻不得不麵臨著生存的危機。人們發現整個社會的現狀，已經越來越偏離公正的標準，“產業革命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造成了人們的不自由不平等，民主政治承認人們生而平等的許諾落空了”。平等首先意味著政治上的平等，同時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平等。因此張東蓀認為，19世紀西方國家是為爭政治上的自由權，而到了近來，則進一步為爭經濟上的自由權了，在要求政治民主之後，人們當然希望在經濟上也實現民主。因此，在1930年代一切政治問題似乎都轉化為經濟的問題。